5月7日，北京故宫（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5月11日讯】一月份，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的时候，我庆幸半年前为父母买了50个口罩。虽然当初买它们的用途是为了防尘，并不适合医用，但是在口罩紧缺的时候，也只能用来应急。
当时中国各地为了防控疫情，相继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封城封路、百业停顿。远在中国东部小镇的父母也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据他们透露，那段时间，小镇上的餐馆、旅店、浴室、商场都关门了，只剩下超市、菜市场限时营业，大街上也没什么人，城管开着车到处巡逻，还用大声公反复劝告人们“不要聚集，待在家中，出门戴口罩”。他们因为住的是独门独院的House，出入并没有太多限制，每天早晚还可以在家附近散散步。那些住在公寓里的人家，行动就没有很自由，物业会在小区门口登记居民的出入记录，限制他们的出门时间，还规定每户每次只能派一个人出去，有些地方还给居民发“出门券”，以方便管理。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在西方人看来有点不能接受，有从海外归来的澳洲居民被隔离在政府免费提供的五星级酒店里，依然抱怨“不能自由呼吸”。
老家当地出门的自由还是有的，但是前提要戴口罩。如果被巡逻的城管发现没有戴口罩，不仅会被罚款，还有可能被训斥一番。而城管也不会去细究你戴的是医用口罩还是非医用口罩，所以各种能遮盖脸的物品都可以滥竽充数。中国人也发挥了DIY口罩的聪明才智，橘子皮、内衣都可以作为口罩的原料。
刚开始我询问父亲，需不需要再给他们买些口罩，他说，上次买的口罩还有一些，暂时不用。我接着询问他，还剩几个？他开始支支吾吾，没有确切答案。我猜他们的口罩一定所剩无几，本来想从澳洲寄一些口罩回去，但是由于当时澳洲对中国封关，寄送不知何时能达，还要冒着被中国海关查扣的风险，于是作罢。
过了几天，父亲发来信息问我：“网上可以买到口罩吗？”我回复“现在口罩紧缺，不太好买，我到网上看看”。于是，我在淘宝网上搜索与口罩相关的产品，一般来讲，这样一个类别的商品会搜到成千上万条信息，但当时售卖口罩的商家却很少，在售的价格也比平时贵了好几倍。我选择了一款价格还算适中的商品，2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100元人民币。付款后，平台还提醒我因为疫情影响，收货时间可能会变长，我一开始也没有在意，一直慢慢等，但是十多天过去了，父亲告诉我还没有收到货。查询后才发现，原来一直没有发货，和卖家沟通也没有回复。我于是选择了退款，没想到几分钟就退款成功，也恍然大悟，卖家竟然是在囤货居奇。
淘宝买口罩失败后，我继续在网络上查找购买口罩的渠道，发现当地市政府发布了向市民投放平价口罩的公告，幸运地是父母所在的小镇也有投放点。但是公告规定购买口罩要提前电话预约，每人限购5只，价格还算公道，每只0.8元(人民币)，最后还特别强调数量有限。我准备将此信息告知父亲，但是料想到购买的人一定很多，到时候人群聚集反而增加感染风险，于是就没有告知父亲。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老家有没有出现新增病例，庆幸地是，当周边县市都不断检出病例后，老家依然挂零蛋。我每天都向父母报平安，劝他们不要出门，还特别嘱咐他们要提醒上了年纪的外公外婆待在家里。母亲乐观地表示，她和父亲每天吃大蒜，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杀菌消毒，我虽然知道这是伪科学，但是并没有去制止他们，毕竟在恐慌的氛围下，人们最需要的是镇静剂，大蒜也和中国医学专家推荐的双黄连口服液、莲花清瘟胶囊一样，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
到了三月中下旬，中国各地的疫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官方连续数日公布除湖北以外的其他省份零新增，不过这样的数据也被人们质疑，其中有大部分无症状感染者没有统计在内。而官方之所以这样乐观，是因为要营造复工复产的祥和气氛，毕竟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奔溃边缘。父亲发来信息称，小镇商店陆续开业，限制一步步取消。
而此时，澳洲的疫情因为大量海外游客的归来日益严峻，每日新增病例的曲线越来越陡峭。澳洲政府早在二月就禁止中国游客入境，据澳洲总理称，澳洲的感染者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到了三月，意大利、韩国、伊朗的感染人数暴增，当时澳洲并没有对这些国家封关，人民反对声音很大。迫于形势，三月二十日，澳洲政府正式宣布封国，所有非澳大利亚公民和非永久居民禁止入境，同时宣布停止非必要的经济活动。此外，各州政府宣布了未来几个阶段的封闭措施，检测机构加大病毒检测规模。这些及时的措施让澳洲后来成为抗疫最成功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当然还有澳洲的全民免费医疗、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因素。
那段时间，澳洲每日新增病例超过500人，父亲也三天两头提醒我“你们那疫情严重了，你要注意啊，出门记得戴口罩”，就像一月份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的时候，我对他们那样的絮絮叨叨。
以往和父母通话，经常因为我的“人生大事”，最后不欢而散。那段时间，当然也不例外，每次他们都旁敲侧击问我，“最近有没有好消息？”、“你知道某某家孩子要结婚了吗？”。对于他们的诘问我有些无奈和内疚，更郁闷的是，每次我想转移话题，都被他们严正批评。
当时，我和父母还多了一个争论的焦点：病毒的起源。以前我和父母也会因为政治观点和立场起冲突，但是这次却让父母有点歇斯底里，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在民间塑造的“病毒起源于美国”的舆论很成功，就连没读过几年书的母亲都和我信誓旦旦地说：“病毒就是美国制造的！”我问她哪里来的消息，她说周围人都这么说，一旁的父亲还补充道：“病毒是去年美国军人参加武汉军运会带来的。”
我深知我和父母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但是我依然告诉他们，疫情最早在中国出现后，中国政府如何隐匿消息、打压吹哨人，放任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我知道这样是徒劳的，父母听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讲诉关于病毒的起源，也是一脸不屑和不耐烦的样子，我不得不佩服中共让自己的人民在政治觉悟和伦理亲情面前选择了前者。但是我也相信，像我父母这样的中国人，在党控制一切的中国，道路以目，或是大喊“共产党万岁！”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
不可否认地是，经过这次疫情，让很多像我父母一样的中国人更加认可和依赖中共的威权体制。当你和他们谈论美国的自由民主时，他们可能会反驳你“看看美国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中国好”。但是，当我有一次告诉他们，“澳洲这边工人失业了，不工作的话，政府都会发钱”时，明显看到母亲眼睛一亮，眉角露出一丝微笑，开始和父亲窃窃私语。我继续问他们，“中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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