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位于海参崴的中国餐馆瓦尼亚（ВАНЯ）。（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物资和武器上对中国进行了援助，但是在国内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
十月革命前，符拉迪沃斯托克、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
“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
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亚库次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
十多年前，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清理赶出来的。“家口”（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我向他们说，中苏关系改善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你应当回老家看看。张说：“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里很酸楚，依依惜别。好在苏联女人多，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中共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
中共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
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
现年五十九岁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乌克兰人，住在基辅。苏德战争开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被装上囚车，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把她们推下车（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无论用船用车，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什么也没有。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迅速砍树架屋，才能活下来，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着他父母的“家乡”看一看当年的情景。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几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摇（甩）出一二十公斤蜜。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像的。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时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驶十几分钟，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得满满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开门下车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一路叮咬，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到达蜂场拿出摄像机，但镜头被蚊子、小咬糊满了，什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和德国后裔，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怎么能够走出来！俄国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可见一斑。可以设想在中国被日本侵略、蹂躏最苦难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援中国的抗日，几十万人的中国侨胞和华工，组织训练成抗日队伍，利用几千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不断地出击袭扰，那一定会使日本鬼子首尾难顾，乱了阵脚，不敢全力进犯主战场，中国的抗日形势和胜利时间，就大不一样了。
邀请苏军出兵东北是历史错误
日本从来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倒是害怕苏联的攻击或中国人从苏境打进来。所以在黑龙江千里边境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一二米厚的钢筋水泥连环堡至今犹在。日本人仰仗的是关东军，关东军的大本营就在东北，后来关东军敢于只留下个空架子，就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帮助他们把边境对面的中国人，逮捕流放，扫荡精光，才放心进攻华北华南。
一九四四年在大洋洲瓜达卡纳尔岛，美军的一位情报上尉从俘获的日本战俘暗号中破解出，原来这是真正的关东军。留在东北的“关东军”早就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关东军已消耗在太平洋战场上。上尉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个少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海军部长那里。如果那时美国总统知道这个情报，就不会讨价还价邀苏联出兵东北。那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在斯大林的淫威下，并没有轻举妄动。在盟军帮助战败德军，签署了雅尔达协定，斯大林要足条件后，才答应出兵东北。等到两颗原子弹爆炸、日本大势已去，苏联才“紧急”对日宣战并断交，出兵东北，受降关东军。资料记载，苏军共俘获五十六万日军，全部押到苏联西伯利亚做苦工，采伐树木，建造一栋栋“木克楞”房子。日俘当然也在那恶劣严酷的大森林里苦干，许多人绝望、经常有人剖腹自杀或集团点燃住屋自焚。没有活回去多少，这倒算是对侵略军的一种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