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成为习近平不得不考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12月19日讯】房地产本身具有高风险、高泡沫、去实体化，也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高的房价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房地产业产生的虹吸效应将全社会的财富裹挟，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捆绑了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吹大了房地产泡沫，积累了金融和债务风险。
从房地产广告就可以看出来，房地产商极力渲染楼盘环境，引诱百姓入局。
如果房子在闹市区，房地产商打广告就说：坐拥城市繁华，一展王侯笑，不让帝王家。
如果房子在郊区，那就是远离城市喧嚣，大户人家珍藏城市与自然。
如果楼盘有一条小水沟，那就是绝版水岸花园，大隐于园观景瞰湖享你所想。
如果挖了个水池，那就是东方威尼斯，触手可及何须置身国外。
如果楼盘旁边有一家银行，那就是中央商务新地标，一宅一豪门！我的邻居，非富即贵。
如果旁边有个幼儿园，那就是书香门第，学术人文，浓荫守望的百年国府。
如果楼间距很小，那就是和谐邻里，温馨生活，生活进退之道我有我方向。
如果旁边有片荒草，那就是超大绿地，一览无遗，山水有界，我心无疆。
如果旁边什么也没有，那就是诗意栖居，回归自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无论是自住、投资、投机的购房者入局，就带来另外一个严重情况。
原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2018年6月透露，中财办请有关单位通过用电量对全国住宅的空置情况摸底调查，显示中国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住宅的空置率都相当高。比日本这种高度老龄化、少子化、城市化的国家还要高（日本的住宅空置率是13%）。这很不正常，说明用来炒而不是居住的房子很多。
这也是房地产税难以出台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官方不敢公布房屋空置的情况。也不能进行联网登记，那等于把贪官等隐匿的房产公布于众。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征收房产税的先例，并因此一代皇朝差点灭亡。
唐德宗李适（kuò）即位后，藩镇造反此起彼伏，战事持续不断。当时的大唐王朝国力衰弱，富裕强盛的光环已经消散。要打仗，又没钱，唐德宗愁得寝食难安。
建中四年（783年）六月，主管赋税的户部侍郎赵赞将朝廷财政的窘迫局面向德宗奏请实行“税屋间架、算除陌钱”。
“税屋间架”，有一个更通行的叫法“间架税”，即根据百姓房屋的等级和间数征税。赵赞的设计是这样的：房屋两架为一间，分成三个等级，“上价间出钱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
上等房子，每年每间两千文钱；中等房子，每年每间一千文；下等房子，每年每间五百文。
唐德宗听了赵赞的建议，哪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筹到钱，不用讨论、不用试点，立即执行！穷人家的小破屋、富人的基本自住房屋，都在征税之列。
唐德宗和赵赞预料到必定有人为了少交钱而瞒报房屋面积，所以设立监督机制：
一是官吏亲自到百姓家里，进行实地测量评估，在执行环节避免瞒报现象。
二是事后追惩，“凡没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即由左邻右舍告发瞒报者，一旦核实，隐没一间就杖打瞒报者六十下，还要罚款五十贯奖励给告发者。
这个惩罚非常严厉，如果认认真真地打，“杖六十”足以致人死命。而罚款五十贯，就是五万文，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唐德宗纯粹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征收“间架税”，但这却给贫穷人家和富家大户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贫穷人家本来就缺衣少食，虽有个遮风避雨的破屋，但没有能力再交付五百文的税钱了。而大户人家往往三代、四代同堂，房屋很多，税钱动辄有数十万文，很难拿出。因此，百姓苦不堪言。
建中四年秋，发生兵变。长安被攻陷，唐德宗仓皇出逃，百姓也拖家带口纷纷走避寻找安全之所。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民心，发动兵变的士兵竟在街头大喊：“勿走，不税汝间架矣！”
逃亡中的唐德宗反思造成此次事变的原因，发布“罪己诏”。同时，他深知间架税不得人心，乃于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废除。间架税实际推行的时间只有半年。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现在中国的房价真掉下来，地方政府害怕酿成群体事件，银行害怕弃房断供的人增多，房地产商害怕高价拿地没办法开发，买房的人也害怕，相关部门也害怕，但房价真继续涨大家更害怕，这也成为习近平不得不考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