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日，柏林墙的遗址前，有人骑自行车经过。（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11月14日讯】柏林墙倒塌30周年了，但不少德国东部民众一直认为，东部人无法与西部人在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上平等，一种心理上的“柏林墙”依然存在。心理“柏林墙”的实质是东德人对共产党统治时代认知上的迷茫，迷茫的原因是制度转型时，德国政府和知识精英放弃了对红色制度文化遗产的全面清理。
一、在柏林墙东西两边穿梭
西柏林和东柏林曾是我十分熟悉的城市，而我最熟悉的时段就是柏林墙倒塌前后的那段岁月。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任访问学者，也时常抽空去一墙之隔的东柏林，探访东德经济学家和在那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两个柏林不仅仅是冷战的产物，也体现出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明显差别。东柏林被官方称为“工人阶级的天堂”，但在海关，对来自西柏林的每个旅行者都要搜身检查，防止他们携带东德马克入境。因为在东柏林国家银行兑换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官定汇率是1比1，而在西柏林通往东柏林的动物园电车站外的私人银行里，市场价却是1个西德马克兑换12个东德马克。东柏林市内的高层居民楼很象当时北京前三门大街的街景，商店货架上物种稀少，餐馆里食物简单，就餐者寥寥。而西柏林则与西方的任何大城市一样，市场上应有尽有，有西柏林“第五大道”之称（模仿曼哈顿的第五大道）的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更是繁华热闹。东德人虽然不能进入西柏林，但东柏林家庭的电视天线统统都对准西柏林，他们对西柏林的情况不陌生，却只能望梅止渴。
那时，东德当局发给那些获准访问中国的学者之护照不同于只能去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护照，持有前一种护照是一种特权，被称为“资本主义”教授，意味着当局信任他们，并不担心他们访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就受到“不良”影响。社会主义东德与中国的毛时代一样，留学生写论文，首页必须以马克思和总书记语录开篇。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对西德的经济研究非常感兴趣，我经常给他们带去我所在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期刊。而东德的秘密警察（Stazi）对来自西柏林的中国学者防范甚严，大概是怕来自西边的“不良”影响”“带坏了”他们的留学生。有一次我在洪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宿舍里，就遇到了东德秘密警察派去的懂中文的东德学生直接闯门而入，坐在那里当面监听我与中国留东德学生聊天。
东德高等经济学院的一位“资本主义”教授曾邀请我去他在东柏林郊区的别墅私下交谈。为安排此行，先通过第三者转告我，何时在某地铁站外等候一辆车牌号为多少的东德产轿车，到他家后他才敢和我敞开聊天。他告诉我，一批东德经济专家奉命研究东德何时能赶上西德，而专家们最后的结论是，东德的生产率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名列前茅，却始终仅及西德的五分之二，当时东德的经济主要靠西德的经济援助维持生存。这份报告上交后，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下令以最高机密封存，不得泄漏。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实力”。
像许多西德人一样，亲眼目睹柏林墙倒塌的我当时诚心诚意地相信，东、西德的统一将会给德国带来完全美好的未来。十年前我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接受专访，回忆柏林墙倒塌的那些岁月，同时在节目的网页上播放了我当时拍的许多照片。然而，那时的我与许多西方学者和记者一样，太简单幼稚了。当水泥造的柏林墙倒塌时，谁也没有想到，30年后心理上的“柏林墙”居然继续存在，并给德国的未来留下了阴影。
二、东德人的心理“柏林墙”长期存在
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和记者发表了文章或采访，谈到了“柏林墙倒塌的复杂遗产”、“柏林墙在德国人头脑中依然存在”、“德国人仍然在谈‘东边的人（Ossies）’和‘西边的人（Wessies）’”、“两边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障碍”之类的问题。《德国之声》前几天的报道指出，甚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第三代东德人心中，仍然对父辈、祖辈当年在红色东德的角色充满疑问，而父辈们则保持缄默。西方学者和记者的上述追问终于开始正视一个重要的现实，但所谈的仍然是表象，却并未触及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心理“柏林墙”究竟出自什么原因？
心理“柏林墙”的实质，是东德人对共产党统治时代认知上的迷茫。这样的迷茫并非所有原共产党国家转型中都必然发生。在前苏联各国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然而，在中欧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政权终结后的短短几年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四个国家的民众再也不为此困惑。
如果用转型中的经济复苏艰难来解释这种认知困惑的存在，那么，东德最没有理由发生这样的困惑。因为东德与所有其他原共产党国家不同，不是靠自己的有限力量独自去完成转型，而是把转型融入了德国的统一过程。所谓的德国统一，实际上是西德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方面掌握主导权，并为东德地区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在这些方面，东德几乎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因此，东德的政治、经济转型道路走得又快又稳，比其他原共产党国家顺利得多。从德国开始统一进程之后，5年内德国政府向东德地区投入了8千亿马克的资金，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3万美元，没有哪个转型国家有如此慷慨丰裕的资助。尽管东德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生活水平接近西德，但统一5年之后仍然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
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过程中，政府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增加食品供应，结果出现了民众“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东德民众的心态似乎与当年的中国人颇为相似。西德的一些社会学家把东德民众的种种不满，理解为东德民众的个性问题，这是刻意回避红色东德的负面历史遗产。
三、心理“柏林墙”来自红色制度的文化遗产
什么是“柏林墙倒塌的复杂遗产”？美国塔夫茨大学的Kalimah Knight提出了这个说法，却没有给出解释。其实，“柏林墙倒塌的复杂遗产”就是柏林墙这个红色制度的象征所代表的共产党制度的文化遗产。共产党国家维持统治的一个基本手段是洗脑，其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民众改造成按照红色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民主化、市场化的道路，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这样的调整过程即社会重建，我把它称为社会转型。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涉及的不只是政治转型（民主化）和经济转型（市场化），还涉及到社会转型，即民众价值观和行为的改变。而由西德政府主导的东德的制度转型，恰恰就少了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于是心理“柏林墙”就留在了东德民众的头脑中。
社会转型是一个比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更缓慢、更难驾驭的过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可以由政府主导，而社会转型只能是每个公民各自的“头脑风暴”，是一种对自己在红色年代接受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自我否定，对新的非共产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同，以及对个人行为的校正过程。这样的自我否定型思维与行为转型只能基于个人的自觉自愿，任何政府部门都无法强制安排。如果多数社会成员成功地否定了红色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接受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校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就会很快适应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如果社会转型处于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那么民众依照红色价值观来评价转型期的各项政策，就会产生攀比、索取心理，以及相应而生的种种不满。
由于主导东德地区制度转型的西德政治和知识精英们不懂得社会转型的重要性，片面强调对红色文化残留物的宽容，只是单纯开展了对秘密警察的批判，因此，东德许多民众都竭力回避历史上的丑恶，无法“逾越过去”。德国统一后，在东德地区，共产党时代留下的价值、道德观念并未得到净化，因此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与中欧国家的民众不同，东德地区的民众在转型期往往偏重于向政府索取、热衷于同西德民众攀比，一旦认为自己的就业、生活状况不如西德民众，就会严重不满。其次，原共产党政权的精英们因为失去了过去的精英地位而理直气壮地成为“失落的一代”，不但毫无忏悔之心，相反还把自己的失落转化为对民主制度、自由经济的不满。再次，在市场经济下，许多研究、教育、文化、传媒机构都不再由政府资助，而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能及时调整价值观和心态，把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归咎于统一和转型。我在柏林就听到不少东德知识分子的此类抱怨，有的人甚至因此表达出对民主制度的厌恶和对中国现状的羡慕。
四、为什么德国政府不如中欧国家明白？
中国从未推行民主化，当然谈不上清理红色文化的遗产，出现“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毫不足怪。统一后的德国完成了东德的民主化，却因为忽视社会转型，结果造就了东德社会的“吃肉、骂娘”群体。这些人近年来在选举中，支持令德国本届政府头痛的“选择党(AfD)”。但德国政府似乎到现在也没明白，花钱买不来社会重建，相反却成了花钱找骂。
其实，就在德国的东部诸邻国那里就有社会重建的成功榜样。中欧四国的社会重建是由独立知识分子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主导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实现社会转型的口号，即“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仅针对原共产党官员或党员，也针对全社会所有成员。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原来的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进行社会动员，然后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这几个口号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所谓的“忏悔”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红色政权下都多多少少配合过当局，哪怕是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所以转型时期每个人要有内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净化”指的是“忏悔”后人们要把思维当中红色当局灌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是个人的思考、反思过程，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第三个口号“牺牲”主要是针对社会成员在转型时期的行为，即为了终结旧体制，有必要为清除这个体制而个人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护自己在红色时代所获得的既得利益，更不能“一切向钱看”。中欧四国的社会转型在短短几年里就告一段落，此后再未出现过类似于东德的心理“柏林墙”问题。
在中欧四国发生过的社会重建过程，德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德国的商界和文化界与中欧国家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但是，西德各主要政党和文化精英多少都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或宽容，而红色政权的文化遗产又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投鼠忌器”，或许是那时放弃社会重建的原因之一。另外，推动社会重建，会遇到部分社会成员的抵制，而当时的德国政府为了顺利完成统一，很可能只想“栽花”，不愿“拔刺”，于是便种下了难以消化的苦果。今日东德的活跃人士当中，有歌颂红色社会主义的，也有批判民主制度的，但支持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属政党的人却很少。
总之，德国政府失去了在转型之初推动社会转型的机会，现在再补课，不但为时已晚，而且难度更大了。德国政府推行东德转型所留下的教训，其实对中国也是一份重要的教材，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过程很可能会受到社会上红色价值观的严重干扰，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