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事业相继 两汉学术承传（绘图：Winnie Wang/看中国）
西汉学术有两个高峰期。其一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一方面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在官学中之地位得以确立。一方面广收天下书籍，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使诸子传说皆充于秘府，百家之学皆得以传承。同时亦有一批精通诗，礼，春秋的先师学者们涌现出来，皆起于建元年间 。这是第一个学术高峰期。另一个学术高峰期，却是在西汉走向衰微的末年。汉元帝朝可以视为一个拐点，从这里，西汉收起最后一抹辉煌，急转直下，经历成帝、哀帝、平帝三朝皇权旁落、外戚干政的局面后，终至江山易手。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并未因国运之衰落而停滞，相反，却在一场巨变来临之前，做了一次学术大总结。
在此次学术总结中，不仅书籍得到整理，还催化了谶纬之学的发展，并使隐没已久的古文经重新面世，大放异彩。这一学术总结过程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正是经学大家刘向刘歆父子。这一篇我们就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刘向，字子正，本名更生。史载，刘向为人平易，没有什么威仪，他不喜欢应酬交接，一生乐道好学。他常常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有时不寐达旦 。他曾于宣帝时受召学习《春秋谷梁传》，也曾参加过甘露年间石渠阁讲论五经的重要学术活动。
国运之倾难挽 谶纬之学肇端
元帝即位初，刘向与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等同心辅政。但当时的西汉，已是国运日衰，奸人用事。中朝有宦官弘恭，石显当权，外朝有外戚许氏、史氏在位。众小结党排斥正直大臣。上天不断降下灾异，于是刘向上书，陈述天人相应的道理，劝汉元帝用贤臣，远小人。
比如，他在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的一份奏书中就历数了从上古到近世的天象之变。上古虞舜、周文王，周武王等这些明君圣主在位时，众贤和于朝，万物和于野，诸侯和于天下，于是上天降下种种祥瑞。此皆和气所致，而那时国运也很兴隆。到了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至于春秋之世，从鲁隐公至鲁哀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发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崩两次，慧星三次等等。对应于当时社会之动荡，弑君之事有三十六例，亡国之事有五十二例，诸侯出逃，社稷不保者，不可胜数。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则举国安泰，异众则社稷危殆。
接着刘向又推及近世，指出自汉元帝即位已六年，考察春秋之世，没有在六年之中灾异发生有如今天这样频繁的。刘向认为这正是由于奸邪并进，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而引起的。
这封奏书上陈后，并未得到采纳。直至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发生了日食。元帝才有所醒悟，但此时朝中要职皆是石显党羽，已是大势难回。刘向伤倾危之不救，于是写了《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等八篇文章，借古悼今。
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五月，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即位。次年（建始元年），石显服罪，刘向才得以进用。刘向将自己的名字由更生改为向，也就是在此时。
成帝之世虽无石显之党，而外戚王氏在成帝朝的权势却更甚石显。刘向对此很是忧心。他在秘府整理书籍时读到《尚书》洪范篇，讲的是箕子为周武王陈述五行阴阳休咎之应。于是刘向也决定以灾异之说向成帝进言不要重用王氏。
刘向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所有关于符瑞灾异的记载，并对应当时的事迹，讲解祸福占验的道理，又将其分类整理，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后来刘向又为王氏权势过重而多次上书，以灾异之变劝谏成帝不要让国祚移于外戚。可惜的是，汉成帝虽然了解刘向的忠心，但始终没有削夺王氏的权力。
此外，汉成帝因沉迷酒色，以貌取人，竟以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为昭仪。而像班婕妤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却被疏远。古时帝后帝妃的人选有严格的标准，要以德行为重，能够示范后宫，母仪天下。赵氏姐妹骄横擅妒，更行诬陷之事。刘向认为天子欲行教化之道，应当由内及外，从自身做起。于是他收集诗书中所记载的女子德行故事，编成《列女传》，希望成帝有所参照。又作《新序》《说苑》等，以助观览，以补遗阙。成帝常常对刘向的观点赞叹不已。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元延三年正月，蜀地岷山发生了山崩，刘向认为这是大不祥之兆。于是再次上书言灾异。刘向说春秋时期灾异频发，日蚀发生三十六次，最密集的时候，三年多就会发生一次。然而现在，自建始以来（即汉成帝的第一个年号），二十年间发生了八次日蚀，平均两年半就一次。这是古今罕有的。
大概是汉朝国运始然，刘向的话虽然很有道理，却并未得到采纳。但这一过程中，却催化了谶纬之学的形成。所谓谶纬，谶通常是隐语，有时也有图，叫图谶。纬则是纬书，是经文的支流。谶纬本于阴阳之学，虽肇起于上古，而成为一门学术则成形于西汉末年，可以想见，这一过程中，刘向等当时学者对于阴阳灾异之学的精研功莫大焉。
刘向七十二岁时去世。十三年后，王氏代汉，一切如其所言。
刘向领校秘书 刘歆总成《七略》
虽然刘向的忠言未被汉成帝采纳，但在成帝之世，刘向的才学还是有了用武之地。汉武帝在位时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汉成帝时，百年之间，图书积如丘山，腐败散亡者颇多。汉成帝精于诗书，喜读古文，他看到中书藏书颇多散失，遂于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诏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命刘向领校皇家藏书。
校书工程甚是浩繁，当时，延阁、广内、秘室之府都是皇室藏书之所。刘向每完成一部书的校订之后，还需登记篇目，总结大意，上奏成帝 ，而这也成为后世目录学之发端。
西汉学术有两个高峰期。（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刘向去世时，已是哀帝在位。其子刘歆在大司马王莽的举荐下受到重用。汉哀帝命刘歆承其父业，继续书籍整理工作。刘歆完成群书的校定，又作《七略》。《七略》中将群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之前有总述《辑略》，故而称为《七略》。
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学术分野
不过刘歆校书，子承父业，并不是从哀帝时开始。早在成帝诏命刘向领校秘书时，刘歆就同父亲一起受命参加校书。过程中，刘歆饱读秘府藏书，而他最大的收获则是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当时被立为官学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皆属今文经。
所谓今文，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所谓古文，以秦时通行的籀书写成，故谓古文。但今古文经不只在于文字不同，其篇目，解读，治学方向皆有不同。如今文学者尚微言大义，古文学者详章句训诂。刘向所治正是今文《春秋谷梁传》，刘歆则更喜欢古文《春秋左氏传》。学问之事，虽父子不能相苟同，刘歆数次问难于刘向，这些讨论都没有结果，于是刘向与刘歆在学术上分道扬镳，而古文与今文也在此时成学界之分野。
后来，刘歆提出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但因朝中学者多主张今文而作罢。到平帝之世，王莽擅权，由于王莽在学术上倾向于古文，这从他后来一味复古的政治措施上也可看出。在王莽的支持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皆立为官学。不过，古文经被立为官学的时间并不长，到了东汉开国，光武帝刘秀将古文经从官学中取消，但古文经学作为一派学术思想已为学界所共识，所以才有了东汉经学家们古今文兼治的局面 。
结语：
展读西汉末年的历史，在那个狂澜既倒大厦将倾的时代，学术界并未出现走入末流之类的颓废，相反，却呈现出传承遗教之气魄，与务实开拓之新局。学者们治学精神之严谨与强毅亦令人感动，虽学术见解各有不同，却为两汉经学的发展共同开疆拓土。这大概就是江山代有更迭，文明长存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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