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的后果祸害中华民族子孙万代，图为万里与三峡大坝。（网络图片）
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目前对万里很难盖棺定论，仍存在许多有待历史拆解的疑团。改革开放初始，万里和赵紫阳齐名。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专题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获得一片喝采。1989年六四前万里出访美国、加拿大，回国途中被阻上海，此后未见发表过与邓小平意见相左的观点，当然，不排除有相左观点，而至今无法面世。本来万里对三峡工程存有许多置疑，但在担任人大委员长的末期，竟然出现人大强行通过三峡工程议案的事，而留下终生遗憾，这非常值得后人深究其中原委。
一、万里谈科学民主决策和政治体制改革
当笔者还在南京大学上学时，万里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他支持农民包干到户，为农村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盛传的一句话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那时提倡思想解放，1986年7月31日，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田纪云评论道，这篇讲话不啻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有如一声春雷。8月15日《人民日报》将这个讲话以《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头版加以发表。
万里在讲话中直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错误，误国殃民。万里说：“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造成的损失，比这影响更为严重。‘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使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
万里接着阐述了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和高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产生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
科学的独立性，是当今中国禁止的话题。而那时万里就敢于讨论这个话题。他指出：“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1986年曾是热门话题。在中共领导人中万里是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最多的一位，思想理念领先。
二、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五号文件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15号文件，文件决定，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中共中央指定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负责协调三峡工作的论证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五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如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法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等等。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了一个15号文件，用命令的口吻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审查和批准三峡大坝工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顺从地遵照这个15号文件规定的程序去完成所布置的任务，这不是对三峡工程决策的重视，而是对中国宪法的蹂躏，是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蔑视。当时万里在国务院任副总理，参与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没有能从保护宪法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见。
三、中国最窝囊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出任总书记、李鹏高升当总理、万里担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但万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国最为窝囊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在最高决策圈之内。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最初都是绕着万里这个人大委员长进行的。
李鹏是个善于拉帮结派的人，手下有最多大将如钱正英、李伯宁、张光斗等等。这些人组成了三峡工程的主上派。他们通过王震、王任重催促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尽快做出上马的决策。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本来是湖北省的负责人，一贯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当时为中央三峡工程筹备组成员，辅助李鹏工作。王震本对三峡工程一无所知，他跳出来则是为了集团的利益。1991年3月即将召开的两会，将讨论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年至1995年）中根本没有三峡工程这一项，关键是李鹏无法说服国务院常务会议将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在全国政协表示，五年内不可能建三峡工程。当时三峡工程主上派十分着急，由国家副主席王震出面在广州举行三峡工程座谈会，由王任重主持，出席的有张光斗、严恺、张瑞瑾、魏廷争（王争）、杨贤溢、殷之书、史杰、王汉章、刘兆伦等等。会后由王震出面给邓小平和江泽民写信，声称“八五”期间是上三峡工程的最佳时机。
两会期间李伯宁也给党中央和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大谈建设三峡工程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月20日李伯宁将此信交给王任重。王任重将此信转交江泽民、李鹏和各位常委，万里不在其中。3月30日江泽民在李伯宁的信上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点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请李鹏、家华同志酌。”还是没有万里的事。
四、万里的忧患
1991年5、6月间中国华东地区发生两次大的洪水，一是淮河洪水，一是太湖洪水。从地理上来说，这两次大洪水和长江洪水没有直接关系，和三峡工程的所谓防洪效益更没有关系。由于黄河夺淮后淮河没有了入海口，部分洪水可以经长江入海；而太湖又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硬要把这两次洪水说成是长江流域内的洪水，也勉强说得过去。淮河洪水和太湖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大，特别是太湖流域包括了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国经济的中心。有人说，太湖洪水淹了中国的钱袋子。历史上太湖流域并没有大洪水灾害，因为太湖有三条入海的通道，洪水可以迅速进入东海。古人称：三江入，震泽（太湖）定。黄浦江是三条入海的通道之一，也是通过能力最大的。黄浦江右岸是地势低洼的浦东，本是泄洪的通道。由于邓小平的一句话，浦东成了上海新的发展中心。在制定总体规划时忘记了原有的泄洪功能，没有规划和建设替代新的设施来弥补丧失的泄洪功能。当太湖发生洪水时，洪水不能顺地势进入黄浦江经浦东入大海，只好临时抱佛脚，为洪水找新的出路。中央命令江苏省从苏州、无锡打开泄洪通道让洪水入大海。江苏省拒绝执行，认为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可与上海相比，洪水经苏州、无锡入海，江苏省损失太大。之后中央命令浙江省打开泄洪通道让洪水入大海。当时浙江经济实力比上海和江苏要弱，只好遵命。但是浙江的泄洪通道尚未完工，加上浙江省地势本来就高，泄洪效果不好。最后中央再次强行命令江苏省泄洪，江苏省不得不从命。可惜中央指挥出错，炸开泄洪闸门后，太湖水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涨。最后洪水漫出太湖大堤，淹了中国的钱袋子。
为了掩盖抗洪指挥的错误，中央把1991年的“长江”洪水灾害的原因归之于在思想上缺乏水患意识，在技术上则缺乏防洪的核心控制工程。意思是，如果有了长江三峡大坝，可以卡住长江洪水，长江流域就不会有这样的洪水灾害。
1991年8月28日万里委员长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专门谈及此次华东洪水的经验教训。万里认为华东洪水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大大增强全民族的水患意识。同时指出，中国的许多大江大河尚未根本治理，已经建设的一些水利措施，也存在防洪标准偏低和缺乏系统配套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洪水造成的损失必然越来越大。沿海的几个三角洲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又都处在大江大河的下游，一直存在着水害的潜在威胁。大江大河一旦出事，势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打乱和推迟四化建设的进程，影响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在为当代人利益着想时，也要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如果不指出这种潜在的巨大危险，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那就是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万里提出，因华东洪水所在范围，同属长江流域，根治长江，必须把长江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作整体考虑。
万里说：“关于三峡工程争论已久……，但是我认为，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这个长远需要看，从确保长江中下游安全的这个紧迫的需要看，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迟上马不如早上马。这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长久之策，建议国务院列入十年规划。”万里“洪水忧患”的讲话表明，他不愿意被排除在中央最高决策圈外，而是要有所表示和行动。这里表现出的恰恰是“权利忧患”。
万里讲这番话时，好像把1986年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精神忘得一干二净。作为人大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作决策前，就表态三峡工程迟上马不如早上马，这绝不是决策的科学化，更不是决策的民主化。
五、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更无法确保长江中下游的安全
洪水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自然现象。造成洪水灾害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占领了过多的本来属于水的空间。中国史书中很少记载两千年前长江有什么大的洪水灾害。长江洪水自明清以来，洪水灾害加重，次数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力治理长江，结果是洪水灾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人类要减轻洪水灾害的破坏，有两类防洪措施，一是硬件措施；一是软件措施。软件防洪措施包括城乡规划中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洪水灾害预警、洪水灾害保险等。硬件防洪措施就是工程措施，比如加高加固河流湖泊的堤防，建立分洪区、滞蓄洪区、修建防洪水库、增加透水地面面积、增加排泄能力等等。修建防洪水库只是其中的一项工程技术，而且是世界上用于发电灌溉多而用于防洪目标不多的工程技术。
黄万里先生指出，长江防洪主要还是靠加高加固长江堤防。一生从事长江洪水研究、担任三峡工程论证洪水组顾问并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陆钦侃先生指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
为什么说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呢？
第一，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太小。工程可行性论证时，防洪组提出防洪库容要在376亿立方米以上，但是根据公布的数字，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221亿立方米，没有满足防洪组的要求。
第二，建造三峡大坝，自然的河道原有的容纳洪水能力消失。未建三峡工程前，长江三峡河道的自然容纳洪水能力可高达102亿立方米。建造三峡工程后，这自然容纳洪水能力消失。简单地说，三峡工程创造了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减去消失的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净增加只有119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
第三，三峡工程的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是错误计算的结果。李鹏在“三峡日记”中写道，正常蓄水位180米，三峡防洪库容近220亿立方米。建成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为175米，比180米还低5米，防洪库容不可能超过220亿立方米。张光斗在给国务院的信中，也谈到防洪库容计算错误的问题。但他建议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公众。
第四，动用三峡水库发挥防洪功能时，三峡水库不是平衡，而是斜湖，其水力坡度和洪水流量有关，洪水流量越大，水力坡度就越大。三峡工程上马前和读者谈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因为有“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在。2003年三峡水库形成后，谈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在汛期，大家看到的是“高峡出斜湖”。到目前为止，三峡工程尚未在洪水期坝前水位蓄到海拔175米，尚未全部动用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尚未真正发挥防洪效益，但重庆部分市区已经三番五次地遭到洪水淹没。
第五，三峡工程论证指出，三峡库区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坝前水位只蓄到海拔164米，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为海拔199米到203米。三峡工程决策后，重庆把重点发展地区的海拔高度定为220米，就足以说明，如果三峡工程发挥设计的防洪功能，只能保证重庆的洪水位不超过海拔220米，而海拔220米以下地区将来有可能被大洪水淹没。
第六，根据论证报告，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只对长江中游的荆江地区而言，最远至武汉，而对淮河和长江下游以及长江三角洲根本无防洪效益可言。
因此，万里从1991年的淮河和太湖洪水灾害的教训，引到“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迟上马不如早上马，这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长久之策”，是完全错误的推理。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工程考察团关于三峡工程的结论是张冠李戴
对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85年15号文件给全国人大布置的任务，全国人大并不积极，几年以来一直没有行动。倒是没有接到任务的全国政协，多次组织几百名政协委员考察三峡地区，提出具体反对的意见。直到1991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组成三峡工程考察团。人大副委员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慕华为团长，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志为副团长，组员有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等23人，代表了即将参加投票的二千六百多名人大代表，于1991年11月13日到24日考察了和三峡工程有关的地区，其中不少组员是第一次到长江三峡。考察中陈慕华强调了三峡工程宣传工作和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性，并要求长江委迅速研究缩短工期加快建设的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工程考察团认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1991年12月2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陈慕华催促国务院尽早将三峡工程建设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具体地说，建比不建节省大半个三峡工程，早建比晚建节省小半个三峡工程。
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工程考察团的成员，包括团长陈慕华，对三峡工程和可行性论证了解甚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顺兴说：“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决定作这样一个考察。直到他们从三峡回来，向报界发表完全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我才从电视上看到。我问几位一直关心这一工程的常委，都说并没有得到通知。我于是马上打电话问秘书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猜想你身体不好，就没有通知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支支吾吾讲不出来。后来我听说，去的人是经过挑选的，多数是外行，自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三峡工程考察团的结论是张冠李戴，错误百出。
从1986年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一共做过六个可选方案：
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160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170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180米；
一次建成；
两次建成。
无论从这六个可选方案中选出哪一个所谓最佳的方案，都是要建三峡工程，只是正常蓄水位的高低不同和分一次还是两次建成的不同而已。
在六个可选方案中既没有晚建方案更没有不建方案。
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一个叫综合经济评价的专业组中，曾做过一个所谓早建、晚建和不建方案的经济比较。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比较，三个方案的社会、生态环境影响均不参与比较。在不建方案中，三峡工程所谓的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则是通过其他的措施来替代。为什么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三个方案的比较结果呢？最主要原因是：三峡工程主上派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是没有任何方案可以替代的。而综合经济评价组的三个方案的对比正好打破了三峡工程效益不可替代论，从根本上否认三峡工程上马的必要性。
综合经济评价组的三个方案的费用分别为（括号中为三个方案的指数比较，早建方案为100.0%）：
早建方案：1908.9亿元（100.0%）
晚建方案：1981.5亿元（103.8%）
不建方案：2018.9亿元（105.8%）
晚建方案的费用比早建方案高出72.6亿元，仅仅高出3.8%；不建方案的费用比早建方案高出110亿元，仅仅高出5.8%。一般规划允许的误差为10%。无论是3.8%还是5.8%都在允许误差之内。况且这里只做了经济比较，未作生态环境和社会比较。就是从综合经济评价组的三个方案比较中，无法得到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的结论，更没有建比不建节省大半个三峡工程，早建比晚建节省小半个三峡工程的结论。
参加综合经济评价组的李京文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报上撰文说：“当时我们预算整个工程建设需要资金1900亿元，后来结算时花了1850亿元，说明预算还是基本准确的。”
但是李京文这位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副组长并没有指出，三峡工程论证总报告并没有采用综合经济评价组的1908.9亿元的费用造价，而是只是上报了371亿元（称为静态投资额，到1992年全国人大决策时改为570亿元）。如果三峡工程论证总报告如实地报告李京文所说的1908.9亿元，三峡工程根本没有通过审查的希望。
再说晚建方案比早建方案高出的72.6亿元和不建方案比早建方案高出的110亿元也不是节省小半个三峡工程或者是节省大半个三峡工程。
其实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还有一个工程费用总额为157亿元（称为动态投资额）。至于这157亿元动态投资额和371亿元的静态投资额以及综合经济评价组的1908.9亿元之间是什么关系，李京文未作任何解释。
陈慕华把综合经济评价组近2000亿元中的72.6亿元和110亿元与这个最小的投资数157亿元进行比较，于是就有了建比不建节省大半个三峡工程（46.4%），早建比晚建节省小半个三峡工程（70.2%）的结论。可见这个副委员长和人大财经委员主任的真实水平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