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中环街市（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7月15日讯】（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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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简单的谈一下曾经参与共构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会问：香港有思想吗？下文是一种解答。
香港这个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经包庇过一个清廷的通缉犯叫王韬，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现在的标准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发表了许多言论，谈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香港学者罗香林说没有王韬在前，就未必有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
香港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启发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迹就不用说了。兴中会成员多来自香港，并以香港为颠覆当时中国政府的基地。伍廷芳在圣保罗书院上学，被李鸿章赏识前在香港执业当律师，由清朝到民国曾出使美国等多个国家，并曾任民国代总统。其实民国期间，曾有财政部长、实业部长、海关部长等很多重要官员是在香港的书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郑观应曾在香港的英华夜校学英文，后撰《华人宜通西文说》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国教育家晏阳初以至美学家朱光潜皆就读香港大学。
这些是知名精英。民间思想又如何？
1925年，为抗议上海的五卅惨案，香港工人汇同广州工人举行罢工，称为省港大罢工，其实以时间和规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广州国民党左翼与共产党策动的，虽然当时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只有10名及青年团员30名。
全港725000人口中，约有250000人参加罢工，比例惊人。
上海五卅惨案后的罢工不到四个月结束，但香港的罢工坚持了16个月。
当时，连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佣也参加罢工，以至住在港岛山顶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园挖坑埋粪，因为没人来替他们取走粪便。
罢工工人除了表现民族主义立场外，亦大量采用当时世界上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及国际主义话语，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条是经济诉求外，其它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诉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实现。
香港的民主运动、公民权诉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罢工，也是香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但不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行为的第一遭，因为在19世纪中至1925年前香港已出现过多次社会运动及反殖反帝行为。
到40年代，中国出现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社会经济上则接近后来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但当年也有思想家向往苏式计划经济。他们的讨论，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是当代中国没有机会去走的一条路。
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第三势力。其中一个主要党派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第一份机关报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报》，社长为梁漱溟。1947年国民政府将民盟定为非法组织后，许多民盟要员特别是民盟的左翼份子迁到香港并于翌年1月在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民盟主要成员回到内地，短暂受到礼遇，被誉为共和国的催生者，赋予新生的共和国很大的正当性。
但是也有第三势力的成员在香港留下，他们在50年代初办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阵线》、《中国之声》、《独立论坛》等以及58年出版的《展望》。这个传统--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民间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论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维持到今天。
49年后，国学及人文学科在大陆都受到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观所遮蔽，历史学家钱穆、哲学史家劳思光、哲学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等名学人，都曾长时间借住殖民地，或图振兴国学，或尝试结合儒学与欧陆哲学，想象着挽狂澜于既倒。
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王韬模式一再重现：不容于大陆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着书立说发出声音，回头再影响大陆。
香港是当代中国思想在某些时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时刻的推动器，甚至曾在万马齐喑的日子成为海内外孤存的一盏明灯。
从王韬模式到省港大罢工，我们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现代化及国族诉求之外还有两条常被忽略的脉络，一是响应世界潮流如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二是针对本土状况的改良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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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头一百年，香港是广东人的城市。但是在大陆特别是广东地区没有太大动荡的情况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大陆与香港之间，广东也不见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后，早年人口增长不算快，1847年才23000多人。1854年太平天国逼近广州，香港人口才跳跃，到1860年为90000人，1856年九龙半岛被英国人占据后纳入了当地的120000人，而到了1901年连新界在内人口才只有281000人。
不过从1901年到1921年，香港人口倍增至610000，大概是跟那20年间大陆特别是广东地区一再出现不稳定局面有关。
当时广东以外地区的华人似还没有考虑大规模移居香港。1931年有一个数据，说当时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3768人。
1934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是华人依然可以免签自由进出香港与大陆。
到1937年，香港已是个一百万人的广东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业从19世纪起步，到1930年代已颇具规模，而本土粤语创意产业也相当兴旺，粤剧团自称省港剧团，港产粤语及潮州语电影还出口至广东和南洋、北美侨社。这里要强调的是，到1949年前，香港与广东在文化上是一体的，所谓省港一家。
就在这时候，1937年，大陆出现了比前30年更大的动荡，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地区沦陷，由1937年至1941年四年间，香港人口增至一百六十多万人。
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国范围内大增。作家萨空了写道：上海人到港十几万。
香港第一次有这么多广东以外的“外省人”。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徐太太对住在上海租界孤岛的白家所说：“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当时在香港的作家穆时英宣称，香港是“全国惟一的、最安全的现代城市”。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香港，应是与上海孤岛、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沦陷区的北平和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同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为全国级的文化中心城市，虽然在37年前它已经跟广州一起是广东文化的两大中心。
萨空了甚至说：“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他特别看好香港的文化：“这个文化中心，应更较上海为辉煌，因为它将是上海旧有文化和华南文化的合流，两种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会溅出奇异的浪花”。
可惜这次合流的时间太短，到1941年12月就戛然而止。下文我们会谈到下一代人如何再度掀起奇异的文化新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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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香港再次被英国人占领。1841年英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港岛，1856年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九龙半岛，1898年租借了新界和离岛但用了10个月才占领。1941年日本人从英国人手中抢占香港，到1945年英国人可以说又是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香港。
香港的中文媒体一般称日治的结束为香港的“重光”，这真是对英国殖民者的恭维，因为大家都认为英国殖民者比日本军国主义者好。
不过那时候差一点香港就已经回归中国了——这点对香港之后的几十年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1941年英国与美国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反帝国主义原则，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曾取得英国丘吉尔首相的同意，战后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蒋介石知道后，在日记上写：总理孙中山革命毕生奋斗最大的目标，现竟得由我亲手达成。
但是丘吉尔很快就反悔。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丘吉尔为此闹得不愉快。开罗会议在香港问题上没有定论，但中英双方的意图却明确了。后来丘吉尔还说了重话：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得在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日本宣布投降后，尚在香港集中营的英人很自觉，立即向日治当局要求接收香港，而在菲律宾的英国太平洋舰队也在日本投降当日派海军特遣舰全速开往香港，完全不顾盟军的协定，即中国战区的日方，要向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投降。
当时，蒋介石装备精良的新一军，及第二方面军的第13军，也到了广东的宝安县［现深圳市］。如果国军比英军更早登陆香港岛，历史大概要改写。
可是，最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罗斯福总统已去世，杜鲁门总统改为支持英军占领香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告诉蒋介石，英军是不惜一战的。蒋介石终于不敢收回香港，可能因为是形势比人强，而他要顾虑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东北被苏联军队所占领这种影响中国大局的事。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态度？
1937年前，殖民地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友善的，曾发生多次迫害或递解出境事件。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英人态度也有变。38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当时共产党尚未成为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夹在英军与国军之间，中共就算从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还是要再交出去。当时，中共选择了跟英方谈判。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广东区委，派谭天度为代表，与港督代表进行谈判，作了九点协议，包括英方承认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的各种机构，允许中共人员在港居住、往来、募捐、出版报刊、成立电台，条件是中共武装要撤出香港。这等于说接受英国在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这个默契后，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对英国记者说中共现在不打算立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48年中共在大陆已胜利在望的时候，香港新华社的乔冠华再次告诉殖民地政府，中共不会收回香港。可以看到，中共这个决定，的确并不是因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才订下的。
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新政权的西方国家。
在49年至51年，中共领导人还要多次向港共人员解释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并转达周恩来的战略想法，中国必须分解英美，抓住英国人的一条辫子。香港就是这条辫子。
英国在二战后的国策仍是很坚定的要重占殖民地，蒋介石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而中共则没有急着要消除殖民地，这才成就了45年至97年的香港，真正体现了长期居港的新闻工作者理察·休斯1968年的名句：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