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反送中示威者面对警察。（图片来源：中央社）
【看中国2019年7月4日讯】2018年12月，来台旅游的香港女子潘晓颖在台湾被男友陈同佳杀害，但因港台之间并无刑事协助安排，已返港的男友无法移交台湾接受调查与检控，该案触发港府修订《逃犯条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于3月26日宣布《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将提交至立法会审批。
该草案建移除原条例对队中国、澳门、台湾的地理限制，使香港可以利用“一次性”或“专案”或“特设”的协议，将其犯移交至司法不独立的中国，因此外界又称之为《送中条例》，草案一出，舆论哗然，反对修例的游行一浪高过一浪。
据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公布的资料，香港市民先后于3月31日、4月28日、6月9日与6月16日四次街头示威，人数分别为1万2千人、13万人、103万人、200万人，6月16日的示威人数更是占香港常住人口约四分之一。六月的两次抗争，国际媒体普遍瞩目，其中，《经济学人》与《时代杂志》的亚太版均刊出封面故事评述香港反送中抗争，《经济学人》封面红底黑字的HONG KONG，两个字母O连接为手铐的图示，象征条例通过后，香港市民可能被秘密逮捕并引渡至中国；
《时代杂志》以新闻相片做底，描绘了警方在6月12日夏悫道清场时，示威者被打掉的一把黑色雨伞，雨伞掉落在弥漫的催泪气体中，凸显香港抗争的勇气与悲情；港内，《十年》导演欧文杰，伍嘉良组成的独立创作团队一丁目在苹果短片平台播出独立制作的讽喻短片《逃犯条例三部曲》：《在森林和原野——动物逃犯篇》、《渐暗渐行》、《砧板上》，三部短片想像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通过后的光景，两制并为一制，东方之珠沦为“废都”。
香港的崩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京对香港的管治行之有年：2002年“二十三条”立法、2015年铜锣湾书店案、2016年四议员DQ案，2017年深港高铁“一地两检”、2017肖建华案、2017年十九大直言“全面管治权”，2018年《金融时报》编辑马凯遭港府拒签、2018年社运领袖梁天琦被判囚六年、2019年占中九子审判……北京越来越不容忍香港成为“红色帝国”自由飞地，河决淹井，威权主义逐渐笼罩香港。
一直以来，香港的政体被归类为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权，虽无普选，但公民权利仍受法制充份保障，伞运之后，民主转型希望落空，当权者大力压制民间社会，香港威权色彩日益浓厚，终变为半威权政体，学者戴耀庭将香港半威权政体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公民受法律的保障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反对派人士会被起诉及入罪；法院选取回避敏感政治议题甚至主动迎合的态度；主流传媒全面归边，成为了与威权政府的传声筒；选举虽仍然进行，但威权政府用尽各种方法去操控选举程式以得出有利于当权者的选举结果，包括任意重划选区界线、緃容种票、政治审查参选人资格、推翻不利的选举结果；制定涵盖面阔及条文空泛的法律、让执法者基于宽松的标准拘禁反对派人士；更多人会单纯基于政治的原因而被拘禁。
面对崩坏的现状，港人并未坐以待毙，抗争行动连绵不绝：2003年反“二十三条”立法，2010年菜园村反高铁事件，2012年反国民教育科，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鱼蛋革命，再到今年反送中抗争，香港抗争史可谓是半部香港现代史。
两制也是两种生活方式
北京近来不断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态度日趋强硬，充斥着大中华的心态，从实际情况上来看，两制远比一国更突出，自由与法治正是香港区隔与中国的关键所在，港人连绵不断的抗争正是要留存免于恐惧的自由。制度的生命蕴藏在大众的生活方式里，香港中国的相隔不过一条窄窄的深圳河，在实际距离微不足道的同时，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裂缝却逐渐加宽：一边是黄雨伞，一边是坦克车；一边是开放社会，一边是铁幕国家；一边是逆权公民，一边是虽远必诛……
香港公民廿载的奋斗与抗争，也是对红色中国及其生活方式的拒斥，紫荆花到和五星旗的距离也是文明与野蛮的距离，自诩崛起的大国仍是现代文明的相反数，动物农场的故事不断上演：非法拘禁、社会原子化、无处不在的审查、无孔不入的宣传、权力恣肆、权利限缩、以山寨与破解为能事、官办媒体、官办教会、官办NGO……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回到本月香港底色：公民连场抗争，警方强力清场，香港社群网络上薪火相传，中国媒体上却岁月静好、歌舞升平，仿佛处于两个平行时空，两制的差距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当中。
不认命要抗命
自2014年雨伞运动起，“公民抗命”的意念在香港家喻户晓，五年后的九子审判，戴耀庭的结案陈词更是将公民抗命的本土化论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民抗命是美国诗人梭罗提出的一项政治概念，即公民面对不公不义的现实沉疴，进行公开与和平的抗争，美国思想家汉娜‧鄂兰更是将公民抗命视作拯救共和的最后手段，“当一个国家既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运作，权威尽失，政治实践的非常时刻当然地出现了，正是这非常时刻，讲自愿结社转变为公民不服从，将异议变成抵抗”。汉娜‧鄂兰论述的是上个世纪六〇年代的越战与黑人民权运动之际的美国，其内涵同样适用于反送中抗争的香港：后伞运时代新旧势力缠斗与激荡，百万港人突发的聚集，警民对峙空前严肃紧张，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香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反送中抗争是雨伞运动的延续，若无民主，法制与自由随时可能不保，两场逆权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抗争者的价值交集，伞运是向前争取真普选，五年后的反送中则是坚守自由与法制的背水一战。恍惚间，香港仿佛从东方之珠衰变为悲情城市：辗转于胡椒水与橡胶子弹间的学子、怒吼与啜泣的母亲以及两条原本鲜活的生命。
连场的反送中抗争，没有领袖与策划，无人可以约束，完全碎片化，社运现场却井然有序，坚守多时，现场抗争者透过自身网络为其他者提供多种支援，夏悫道与金钟上的香港市民相互扶持、同仇敌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是领袖。
截至6月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虽已两度道歉，无限期暂缓《逃犯条例》修法，但并未释放被捕的抗争者，并未撤回“暴动”定性，并未追究警方暴行，不过，经此一役，官方形象已彻底破产，特首及其建制派人物所构建的以利益输送为主导的官方纽带遭遇主权移交以来最大的冲击，其力量来自于香港的公民社会，这种超越利益，以理念与道义相连接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已然成型，无权者的权力是公民对正常生活的坚持，发轫于彼此对共同价值的信任。
希腊哲⼈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记》有云：“自由的秘密是勇气”，自由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随时都可能不保，公民须在必要时站出来争取与捍卫，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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