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活动中，控制媒体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内容。（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活动中，控制媒体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已经制定并实施思虑周密的控制台湾媒体和出版的统战方案。胡锦涛更曾在二○○三年中共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拟定的对台湾媒体统战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要让有关部门的同志们树立一个信念，通过对台湾社会思想舆论的引导，使两岸统一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统一先行，用思想统一引导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有效实现对台湾媒体和出版的掌控。”胡锦涛的这个批示，作为指导思想，在二○○八年六月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被再次引用。中共控制台湾媒体和出版的内部战略，表述为十六字方针，即“以台制台，为我所用；由点到面，全面控制”。
之所以要“以台制台”，是因为这个领域相当敏感，直接通过中共或者大陆的机构实施控制，极可能引起台湾社会的警觉，而用台湾人作为代理，则可以起到“暗度陈仓”之效。“全面控制”的方针则显示出中共控制台湾社会舆论和思想自由的决心与自信。决心源于中共一定要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非理性的战略；自信则来自于中共对其实行文化统战策略的有效性的预见。中共实行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策略，无非是运用经济利益的杠杆，撬动台湾相关业者的贪欲之心，然后，用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思想上的服从。
中共对台湾出版业者统战的具体方法是，“抛出两个钓饵，提出一个条件”。所谓两个钓饵，一是对大陆广大图书市场的准入；一是允许其作大陆廉价图书在台湾的代理商。所谓一个条件，就是不准在台湾出版政治上对中共不利的图书和音像制品。
从二○○五年起，中共宣传部每年年初都通过中间人，以非正式但却明白无误的方式，告知与大陆图书业务有合作关系的出版业者，绝对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否则，同大陆的图书业务便将终断。五年以来，每年在中共宣传部禁书作者名单上都出现的，有袁红冰、辛灏年、何清涟、达赖喇嘛等人。
通过利诱与威胁，中共已经相当程度成功地控制住台湾的出版业。对中共可能产生不利政治影响的书籍在台湾出版困难重重，而为中共歌功颂德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歪曲现实和历史的各种各类图书，则汗牛充栋，在书店中随处可见。此情此景与中共政治警察和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控制下的大陆图书出版市场几乎毫无二致。现在，台湾除少数几家出版社还不受中共利诱和政治控制，坚守出版自由的原则之外，众多出版社已经沦为中共和金钱的政治与思想奴隶。
控制台湾的媒体则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第一重点。中共是靠暴力和谎言夺取并维护其政权的，媒体则是中共制造谎言的主要工具。所以，重视控制媒体是中共的一种政治本能。原中共首领江泽民在一九九八年就曾对中宣部作出指示，称：“控制了台湾的媒体，就等于控制了台湾的一半民意。这种控制比派军队去还管用。这是对思想意识的控制；思想意识又指导人的行为。”
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控制，遵循“利诱与收买双管齐下，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的思路进行。这个思路也是当年江泽民提出的。
“利诱”的涵义不言自明，即以利益作为筹码，要求台湾的媒体业者为中共在台湾进行统战的思想宣传服务。只是对于台湾媒体，中共的利诱可谓出手阔绰，不计血本。媒体业者如果同时经营出版业，则前述对出版业者的两个钓饵依然有效；如果媒体业者兼营或者主营其他经济项目，并在大陆有企业，只要该媒体业者愿意牺牲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中共的统战作宣传，那么他在大陆的企业便拥有了只会获得利润而不会亏损的特权——在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腐败的官权是王者，可以随其意志决定企业的亏赢生死。
所谓“收买”，具体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资，由已经成为中共统战工具的“台商”公开出面，收买台湾媒体。之所以由“台商”公开出面，是为掩盖中共对台湾媒体实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阴谋，让媒体继续保持非政治性的假象，增强其实质上作为中共舆论代言人的对台湾人宣传的欺骗性；而由中共秘密出资则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诱的方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体。中共通过台商购买台湾媒体的统战行为，早已展开，并取得极大成果，而其势头并未减弱，甚至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君不见，有台商泛太平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在一次众多中共官员出席的会议上，急中共之所急，公开宣称他要斥巨资，回台购买电视台。真可谓对中共剖肝沥胆，以示忠心，唯恐不及。
所谓“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是指一方面要控制台湾媒体本身，即控制硬件，还要同时对媒体的工作人员进行统战工作，以达到思想控制之目的。多年以来，诸多台湾媒体的记者、编辑，都曾受到大陆相关单位的邀请，免费赴大陆作业内交流，兼之以观光旅游。而大陆方面的接待必定是美酒与鲜花齐举，热情与豪华并至。中共“投之以琼瑶”，台湾的记者和编辑又怎能不“报之以桃李”？于是，撰文编辑之际，自由、客观、公正的媒体职业道德原则，常被感激图报之意侵蚀。更有甚者，某些名记者、名编辑，在中共着力“统战”之下，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主动作中共代言人，实质上把自由台湾的媒体，变成了中共的宣传机器。人的道德良知有时竟如此脆弱，亦良足为之扼腕而长太息。
台湾电视节目中有一个奇特的群体，即“名嘴”。“名嘴”们大都有一个与知识份子身份相关的头衔，但其中许多人神形之猥琐庸俗，语言之粗鄙无聊，思想之浅薄无知，均堪称绝唱。从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企图影响社会舆论的努力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共统战的阴影。他们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在因统独之争而至于族群撕裂的台湾伤口上撒盐；有的摇唇鼓舌，为某些国民党权贵的媚共投共行为作合理性诠释；有的油嘴滑舌，为中共粉饰太平。其中最过分者，竟有胆量公然违背《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共中央电视台的“海峡论坛”节目中，称中华民国的总统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真是视台湾的法律如无物，有恃无恐达于极致；其所恃者，无非中共背后的政治撑腰。
现在，台湾也只有少数报纸如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孤独保持着立场的独立性；一百多个电视频道中，仍然没有被中共利诱和收买的也所剩无几，可谓寥若晨星。翻开台湾的报纸，打开台湾的电视，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关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的情景，都是一派莺歌燕舞，太平盛世的伪宣传。似乎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已在中共宣传部的绝对控制之下。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就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媒体的控制，提出极为具体的计划，即要求有关部门在二○一○年年底之前，采取有效方法，控制自由时报集团、苹果日报集团、三立电视台和民视电视台。令计划讲：“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已经作出决定，台湾下次大选前，我们一定要作到舆论清场，以保证国民党胜选，为签订两岸统一的政治协议打好政治基础。所以，对于我提到的那几个媒体的控制工作，要由专人负责，要立下军令状，务必按时完成。即便暂时需要付出比较大的经济代价，也再所不惜。”
中共统战的锋芒已经明确指向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三立电视台和民视电视台等。在中共的利诱和威胁前，这几个硕果仅存的独立媒体，还能够坚持住媒体的职业道德的底线吗？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共正在推进由经济统一到政治统一的进程。冷酷的现实是，在此之前，中共通过对媒体和出版的控制，已经率先实现了另一种统一，即台湾的媒体和出版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统战的第一片沦陷区。中共初步具备了通过台湾媒体和出版，左右台湾社会舆论的能力；中共正在借诸台湾的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制度，利用受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的片面、虚假的宣传效应，对台湾人实施实质上的思想专制。
更可怕之处表现为，台湾社会正在形成对待与中共有关问题上的“自律”现象。所谓“自律”，就是在思想和言论上，自觉地不去触动中共的政治底线，以免激怒中共，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中共的报复性行为而遭受损失。这种“自律”现象在投资大陆的台商中滋生、蔓延，现在已经广泛渗入台湾内部的社会各阶层。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台湾的各大酒店，包括众多著名的国际连锁酒店，由于担心中共报复，影响其在大陆的业务，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劝告”，自动关闭三立、民视等电视台在酒店内的频道；与之同时，受中共直接控制的电视台的频道却畅行无阻。台湾社会各阶层出现的对中共的“自律”，既是中共控制媒体与出版必然产生的社会舆论后果，也是台湾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思想与言论自由，处于中共思想专制之下的标志，同时更表明一种政治奴隶的心态，即在强权之下，为了生存的利益，自动放弃精神自由的权利。以“自律”的方式放弃自由，比铁血强权用国家暴力剥夺自由，更具生命的悲剧性。因为，前者意味着人性的最深刻的堕落——为了物欲而背叛自由。
尽管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取得重大成果，中共却并不以此为满足。根据胡锦涛的指示，从中共国台办到海协会，都释放出信息：鼓励大陆媒体到台湾发展，也欢迎台湾媒体到大陆发展。这个信息看来是双方对等，实际是只有利于中共。因为，台湾媒体基本被中共控制，到大陆发展也不会造成中共对传媒失控的现象；大陆的媒体都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示者，这些媒体登陆台湾，与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陆台湾是同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