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习近平受到一众特务、乱臣围绕，宣传吹捧，并被以假情报、编造的内参或外媒消息迷惑。（图片来源：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6月17日讯】在港人持续抗争之下，香港政府6月15日紧急踩刹车，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引渡条例》（又称《逃犯条例》、“送中条例”）。但即使港人16日逾百万人继续上街“反送中”，港府依然拒绝撤回修例，最新消息显示，特首林郑月娥于16日晚向香港市民致歉，但没有响应市民诉求。
港府向来只是北京政权的傀儡。港府15日的暂缓转向，也充分反映着北京当局的决策大回转。外界多方分析认为，北京此次错估了香港人民的高度团结与反共能量，由此让港人“反送中”成为近期继华为事件、美中贸易战之后北京再次颜面尽失的事件。
中国问题专家唐浩6月16日在海外媒体撰文分析指出，中共高层让港府转向暂缓修例，主因包括担忧国际制裁香港，有损权贵集团利益。因为掌控中企的众多权贵集团、红二代、官二代，都通过香港作为直通海外的筹资渠道，权贵集团还将香港作为重要的境外洗钱通道，将贪腐资金移转海外，一旦香港受制裁，这一切都会失去。甚至持有香港身份的众多权贵高官，一旦被制裁，要取得美国签证也将更为不易。
另外，美方一旦启动对香港乃至中方实施金融制裁，冻结中共官员与权贵集团的海外资产，这对中共权贵也是更大的打击。再者当局也担忧移民潮与撤资潮，重挫香港与中国经济。特别一旦外资大举撤离，必然加深重创中国经济与就业困境，反而危及中共政权稳定。
还有一个原因，“反送中”事件不仅升高全港市民对中共政权的抗拒与抵制，也同步在台湾引发强大的反共声浪与回响。倘若香港冲突扩大延烧，不仅不利于中共操控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更可能波及到明年1月登场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不但不利于亲共政党候选人胜选，反而还可能激发更多台湾人民抵制中共，等于为反共候选人造势助选。
不过唐浩认为，此次港府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引渡条例》，但不撤回条例，还是“派系政治妥协”的结果，涉及习派与江泽民派系旧势力的长年激烈内斗。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势力在幕后煽风点火，利用港府、黑道力量打压香港市民，激化社会对立，借此对抗习近平当局。
公开报导显示，这一次港府修例，就是先隶属江泽民上海帮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韩正大力支持；但直到引发百万人上街游行、警民冲突扩大后，才又有港媒放出消息称韩正到香港与林郑月娥“沟通”，稍后林郑便宣布暂缓修法。
唐浩文章认为，韩正的转折，恐怕并非是他良心发现，而是江泽民派系与习派双方角力谈判的折衷结果。
文章指出，北京近期频频在重大外事与内政上误判局势、做出错误决策，主要有三大因素导致。
其一是乱臣误国。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原本力行反腐，但却受到江泽民一派安排的一众特务、乱臣围绕，对习宣传吹捧，习又被各式各样错误的假情报、编造的内参或外媒消息所迷惑。故此中共十九大后，北京诸多决策益发左倾高压，唱红不断，引发民间积怨日深；习又在重大国内外事务决断失策，累积越来越庞大的政治经济风险。
其二是中共派系内斗，埋刀设伏。江派不仅通过安插乱臣、特务，误导习做出错误决策。以王沪宁、韩正、杨洁箎为首的当朝江派人马与仍实质掌握港澳影响力的曾庆红等人，有意通过激化香港的内部冲突，甚至制造血腥镇压，借此对习近平埋刀设伏，迫其下台。
其三是党文化思维，不得人心。在中共70年的统治洗脑与腐败官场文化薰染下，中共官员的思维都不是传统社会的正常人思维，而是一套充满中共极权、斗争的意识形态党文化，崇拜权力，思想扭曲，以权凌民，唯我独尊。身处权力中心的中共高官们也因此难以苦民所苦、视民如伤，更无法真正的“以民为主”、“为民服务”，只是嘴上挂着“民主”口号来假装进步开明，实质上却干着最落后的极权暴政之事。
故而，脑子里灌满党文化思维的中共官员，面对香港、台湾与国际社会的重大事务，往往难以做出正确衡量与理解，从而误判频频、出错连连。
文章最后指出，此次尽管北京与港府急踩刹车，试图设置停损点，但此次“反送中”风暴的负面效应之庞大，已经让中共难以止血，益发臭不可闻。这次香港事件也再次映射出中南海习派与江派等人马的搏斗对决，随着矛盾的频繁加剧，以及国内外困境逼得北京当局越来越无路可走、进退两难、里外不是人。
责任编辑:司徒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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