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杏眼圆睁、断喝一声：“说什么亏欠不亏欠，今天老子要革命！”（网络图片）
对于这位曾经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前女民兵，每当我回忆起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她，坐在阴暗潮湿的灶屋里，佝偻着背，费力地剁着猪草时的摸样，心头总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感，那一声声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听上去分不清是“杀、杀、杀”，还是“苦、苦、苦”。
她当年正值豆蔻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的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好心肠的婶娘。姑娘的父母是怎么故去的？是土改以后生病死的？还是其他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在采访时疏忽了，这实在太不应该！前面我已经说过，因为我们观念的局限性，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杀人者和被杀者生存状态的重要性，后来虽然想尽力弥补，但时间和机会上有都错过了的感觉。
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土改时，姑娘家划的是贫农，他的伯父家划的是地主，土改后没两年，姑娘的父母相继死去，婶母收养了她，给了她母爱和一个温暖的家，使她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
婶母待她如亲生女儿，千方百计地满足她的要求，生怕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其实婶母的家境也难，特别是61年丈夫得水肿病死了以后就更难了。但是，道县是一个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县份，道县人只要家里揭得开锅，都会千方百计送子女去读书，婶母家成份高，感觉自己的孩子读书没什么用，老弟是贫农，就没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书，而是节衣缩食，送她去读书，使她能识文断字，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使她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
姑娘在青山绿水中渐渐长大，长齐了一身鲜亮的羽毛，惹得远近的乃崽们直咽口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甚至有可能上得成大学！一个农村姑娘能长成这个样子确实不容易。出工时，总有那么几个大胆的青皮后生寻着她撩撩打打，开那种叫人生不得气又不得不生气的玩笑。不过姑娘们都喜欢这个，没人打打撩撩，没人开玩笑，那才是真的叫人伤心呢。
但是，姑娘也痛苦的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外表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婶娘原来竟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地主婆！自己这个实打实的贫下中农的女儿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成了姑娘的一块心病。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有人说：“这婆娘心肠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不杀算了。”于是，就决定不杀算了。
但是，待到行动时，却见姑娘亲手将婶娘捆来了。大队民兵营长看见了，老远就喊：“搞错了，不是说了不杀你婶娘吗？”姑娘说：“没错！什么婶娘，阶级敌人！亲不亲，阶级分。农夫可怜毒蛇，结果被蛇咬死了。”把婶娘推进要杀的人中间，押到地窖边上。
婶娘到此时还心存一丝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马刀、面若严霜的侄女问道：“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满是泪水的老眼闪着难言的哀痛，像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侄女想起这多年的养育之恩，放她一条生路。姑娘杏眼圆睁、断喝一声：“说什么亏欠不亏欠，今天老子要革命！”
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好大的手劲啊！婶娘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从死不瞑目的眼眶中迸出，溅落在窖边的青草上……
这不是杜撰的细节，本文中没有杜撰的细节，只有无法杜撰的细节，一位向笔者讲述杀人情况的目击者叹息道：“造孽啊！那婆娘脑壳落了地，眼睛还不肯闭上，还在流眼泪！”
姑娘杀了婶娘之后，又参加了后来的杀人行动，亲手杀了6人。
后来，姑娘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当年道县女孩结婚都比较早，一般在18到20岁之间，姑娘那年18岁，已经定了亲。解放前，这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男婚女嫁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命不相克。解放后，废除了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但农村老一套习俗还是变相存在。
首先是媒人介绍，然后是相亲，男女双方通过媒人，约好时间地点，一般在闹子上见面，或远远偷看，并有家人同行参考，双方满意就进饮食店吃餐便饭，或者看一场电影等等。接着是看家，女孩由母亲或嫂子陪同到男方看家，考察男方的房子、家产等等，如果对男方家境不满意，女方会托媒人退还相亲时的花费；如果同意了，男方会打发每人一个红包。第三个程序就是压样子，即男孩在媒人陪同下，提一个篮子，篮子里装上印花粑粑，九个鸡蛋和九块钱（当时鸡蛋5分钱一个），蛋也可以用红薯代替，篮子里还放着男孩的鞋样子，以便女方依样做鞋。第四是下定，男女择吉日和表兄或堂兄挑一担定礼到女方家，定礼有对鸡、对鱼、蛋、糍粑、衣服、九斤猪肉，还有礼金29元或39元不等，一般99元最为阔绰了。定亲后隔一段时日，男方备彩礼和礼金连同用红纸写好的结婚佳期，用红漆盒装着送到女方，这就是“送日子”。最后才是热热闹闹的送亲迎亲。在以上过程中，女方反悔要退还男方一切花销，男方反悔礼金礼物一概不退。
姑娘已经定了亲，也就是下了定，可见男方已经花费不少，但是即便如此，男方父母仍然决定就是礼金不退也要退婚。老人家认死理，夫妻间的事难说没有磕着碰着的时候，万一哪一天半夜三更她革起命来就糟透了！
有得此一举，附近几十里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以至后来到了三十来岁，还是个老姑娘。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已经是嫁不出去的年龄了。再后来，外县一个因家庭出身不好，三十大几还没有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杀人的事瞒得铁紧。她老公对此毫不知晓，若知道身边睡着个手刃七命的女人，恐怕一刻也不敢安眠。
笔者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更是可怜她丈夫。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想当年，许多出身高门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亲手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憎而又可怜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
据说这一次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进场以后，曾把她找回来问过情况，问起她到底为什么要杀婶娘，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反复地说：“我癫（疯）了，完全癫（疯）了！”
笔者有幸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此还能具有一点理解能力。笔者的一个熟人，外号“猴子”，父亲是长沙铁道学院一名教授。虽然高级知识份子在文革前、文革中都是利用和改造对象，但猴父好就好在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因此文革初期，大批老师、教授，包括学院领导都受到冲击，被触及灵魂，触及皮肉，他竟能安然无恙，甚至连批判他的大字报都没有一张。
问题出就出在亲生儿子“猴子”身上，他把父亲说给他听的那些只有血肉至亲之间才肯讲和才敢悄悄讲的大实话揭发了。结果猴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含冤而死。
“猴子”也从高知子弟变成了四类分子“狗崽子”，还要加上一条直系亲属中有“关、管、杀、逃”人员，下放农村后，招工没份，招生政审不合格，就连在农村中安排个松泛活（比如当个民办教师之类）也不考虑他。
最后，1976年知青大返城中，总算病退回了长沙，安排在一家街道厂子当普工。同学同学看不起他，家人家人不接纳他，自己自己肠子悔青，至今仍然光棍一条，靠着6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子。送了爸爸一条命，毁了自己一辈子，类似这样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谁的身边没有发生一件两件的。都是癫（疯）了！完全癫（疯）了！
记得多年以前，我们还年轻时，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猴子”，“猴子”正色道：“请你不要问这些事，我求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