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妻情深，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中国现代史上，1936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在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西安事变，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蒋介石被部属扣押期间，沮丧、悲伤、屈辱和愤怒……的情绪交织，在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经国和纬国与全国国民3封遗书。遗书曝光以后，人们读之，莫不动容！
“西安事变”中写下遗书
1936年12月12日，驻扎在中国西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拘捕了前去督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多名高级官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出现两种主张：武力讨伐与和平处置。在下令剥夺张学良的各项职务后，国民政府发布了两项人事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升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调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
12月16日，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讨伐。孔祥熙则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共同谴责张、杨，向他们施压。
讬张学良亲信赴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的宋美龄闻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立即赶回南京，恳求国民党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她反复说明，她不只是从营救丈夫的私意出发，更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一旦进行军事讨伐，不仅蒋介石的生命将陷于危险，西安百姓也将遭受战火之灾。
宋美龄急切希望能去看望丈夫，但在事变之初不可能如愿。她不得不请出一个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良好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信使赴西安。端纳带了两封信，一封是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大局，从公、私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
另一封则是宋美龄写给丈夫蒋介石的：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蒋介石口述“与妻书”
1936年12月14日，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后甚为感动。得知宋美龄要来西安，蒋介石告诉端纳，不要让她来此险境。端纳随即复电宋美龄。当蒋介石看到端纳拟好的电文开头所写的“蒋夫人转电已悉”时，泪如雨下。
随端纳一起到达西安的黄埔同学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直到12月16日，才得到张学良的允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立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他又怕信会被张学良扣留，便将内容向黄仁霖念了两遍，让黄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果然，张学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没有让黄仁霖回南京。因为蒋介石叮嘱“余妻切勿来陕”，而张学良则希望宋美龄到西安来调解。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在致宋美龄的遗嘱中写道：
“贤妻爱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在致儿子的遗嘱中写道：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 十二月二十日”
致全国同胞的遗嘱中写道：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宋美龄“来陕共生死”
宋美龄担心，一旦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战事爆发，张、杨会挟持蒋介石离开陕西。因此，她打定主意要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2月20日，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西安，劝导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他还带去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蒋介石看到这里，不觉呜咽，说不出话来。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赴西安。囚禁中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时，大为感动。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蒋介石向宋美龄讲了事变经过，也讲了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未做任何承诺的情况，还要求宋美龄也不要与张、杨二人签订任何文件。宋美龄同意，并再次表示愿与他共生死。
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多次谈判，对张、杨两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原则上给予承诺。尽管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不同意任何书面承诺。对于让蒋不签字但口头答应某些条件就离开西安，杨虎城坚决反对。考虑到当时的西安城由杨虎城的第17路军把守，张学良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宋美龄与端纳先行飞赴洛阳，而蒋介石乔装混在士兵中，乘汽车出西安，先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兵营，再由东北军派车送到洛阳。
宋美龄回绝了这一方案：“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12月25日，张学良采用一边安排蒋介石去机场，一边知会杨虎城的方式，陪同蒋介石夫妇上了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