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未经刑部审讯在北京菜市口法场问斩。（网络图片）
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清廷下达斩“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六君子”在未经刑部审讯的情况下，被押至北京菜市口法场问斩。
“六君子”被问斩不假，但是这个历史事件中有一些地方却在人为作用下失真，120年后，让我们再来回顾分析一下历史的本来样貌。
“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
“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下令问斩的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是康有为胞弟。
问斩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
“六君子”被当作“康党”被杀。（网络图片）
实际上，“六君子”中厌恶康有为者大有人在。
“六君子”被当作“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说他们围绕着康有为，为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业而不惧牺牲。但事实绝非如此，“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笔者尚未见可靠资料，唯谭嗣同自命与满清为敌，故而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
1、杨锐、刘光第二人厌恶康党
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张氏素来鄙视康有为之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之学术旨趣，可想而知。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讬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大致与杨锐相似，其进入军机，同样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但或许是因为刘虽得张之洞器重，但终非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之后，也非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但其对康党的厌恶之情，则与杨锐一般无二。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为缓和新、旧矛盾，虽然光绪有关新政之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刘氏“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相对之新任军机四章京，则有“小军机”之名）。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刘光第死后，查抄其家，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锐的理由是与“康党”无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刘光第的理由是担忧自己“终以憨直贾祸”，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
2、林旭、康广仁被捕前后 竭力摆脱“康党”身份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其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康党”扯上关系。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氏之《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之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若以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当属最佳解释。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之担忧，恐其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综合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其“康党”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余年之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氏对汪精卫讲：当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狱卒之言，当属可信，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至于林氏之“时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凛然不惧，因林氏参与了“围园杀后”之密谋，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已不必如康广仁般“以头撞壁”。
3、唯谭嗣同一人甘为反满革命理想流血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康党拟定的一份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而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所谓“秘密金库”，根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其被慈禧定为“康党”，并无诬枉。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之奏折的个中玄机，尚未敢断言。
事实上，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著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章太炎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
对谭氏之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
康党事后作伪，竭力掩盖“六君子”被杀真相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并对其成败有所预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杀后，康党为维护其“维新派”面目，以争取国际、国内之同情与支持，又不惜种种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之真相。
1、篡改杨锐、刘光第等与康有为的关系
如前所述，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及“康党”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和不满。但二人被杀后，康党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将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如康有为之《六哀诗》谈杨锐，说杨氏“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之《杨锐传》声称：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实际上，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其对光绪所言，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绝无什么“裁抑吕、武之志”。
再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说刘光第：“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说的是康有为被人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之事；梁启超之《刘光第传》则记载，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同时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谭嗣同）独为君子也。”但实际情形，据胡思敬披露，刘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谭嗣同百般缠扰的结果，“谭嗣同与同班值宿，邀与联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难。”谭氏对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详，其力邀刘光第联名，乃是故意拉刘下水。类似此类篡改者甚多，此不赘述。
2、篡改谭嗣同绝命诗，掩盖其革命党之真相
康党对“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盖，是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谭之原诗《题壁狱中》，有两种流传版本。其一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其二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者系非康党人物所记；后者则是康党所著力宣传之版本。
这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两句。“欧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谭氏《仁学》中有谓：“谋反，公罪也”。如《仁学》中所述，谭氏认为满清皇室残害“中华”数百年，乃罪大恶极者，故在谭氏看来，“围园杀后”乃是代表千万“华人”对满清最高领导层实施正义的刑罚，故有“欧刀”之说；所谓“手掷欧刀仰天笑”，乃系指“围园杀后”计划失败，未能如愿刑罚满清皇室。谭氏认为：“谋反，公罪也。……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也就是说，“留将公罪后人论”一句，乃是谭氏自承谋反，且不认为谋反有什么不对。康党戊戌年之后，传播谭氏绝命诗甚力，但这两句，绝不见于其宣传读物，而被置换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与康党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认自己曾有“围园杀后”计划及“保中国不保大清”等谋反行为，是相一致的。
至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否康党杜撰，目前还存疑。一种很大的可能是：这两句其实也出自谭氏之手，只不过被康党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绝命诗中。证据就是：谭氏应诏赴京时，唐才常为之饯行，谭氏曾口占一绝：“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所谓“三户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阴谋推翻满清之暴政，“昆仑”非独指高山，亦有“华夏”之意。
除篡改绝命诗之外，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内有“伤心君父，……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钧一发，惟先生（指康有为）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等语。浑不顾谭氏毕生仇恨满清皇族之政治立场，必欲将其打扮成光绪之忠臣烈士；更无视谭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离京之事实，反杜撰出“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语。与康党一同逃亡的王照后来披露，这份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密谋捏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