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8月3日讯】闭关锁国，是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首先，从军事上来说，大清和俄罗斯进行两次雅克萨战争，虽然最后以签订合约而结束，但战争的进程中，清军依靠了很大的人数优势：按清朝的记载，第一次雅克萨战争，清朝占据6.7：1的人数优势，第二次清朝占有2.5：1的优势。而俄方的记载则分别是33：1和9.7：1。无论大清还是俄方的记载，清军都占有巨大的人数优势，让清军见识了西洋火器的威力。
清军进关时，八旗精锐不过十来万人，面对西洋火器的杀伤力，他们打不起这种战争，同时清军不愿意继承明朝的火器。当无法应对这种战争的时候，只能利用海岸线作为天然屏障，地理上闭关锁国的需求也就产生了。
其次就是文化。后金在关外是一种部落性质的文化，虽然清军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文化上与中原拥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西洋文化再大规模侵入，满清就不具备统治中原的文化基础。
再其次就是金融和财政的因素。
清朝在1660—1670年间，米价达到最低水平。然后，在整个康熙在位期间，米价都是震荡上升的趋势，但上涨的很缓和，特别是康熙后期，米价小幅回落。在低通胀的时候，财政收入的购买力有保证，清廷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所以，康熙帝在位时，平三番、定台湾、远征新疆，社会也相对稳定，康熙皇帝在历史上建立了很高的声誉。
雍正在位时期和乾隆登基初始，米价开始上升，到1740年左右，米价剧烈上涨，这种涨势一直持续到1760年以后才出现短期的回落。然后就是更加猛烈的上涨。1722年—1760年间，米价涨幅大约一倍，其中主要是在1750年前后完成的。
乾隆皇帝画像（公用领域免费图片）
这说明，在乾隆即位（1735年）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逐渐上升，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所以，雍正帝开始采取修生养息的政策，以勤修内政为主，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本人认为，从审时度势来说，雍正帝在清朝首屈一指。在乾隆时期，不断的通货膨胀造成人民生活环境恶化，各地揭竿而起，虽然乾隆皇帝东征西讨，但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乾隆沾沾自喜的十全武功，连火星人都会害羞。
严重的通胀意味着生产效率下降，白银资本价格下跌。
明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金银比价达到1：5.5，意味着白银很贵，生产效率很高；当时欧洲的金银比价是1：12左右，白银便宜，生产效率低。所以，白银流入中国。到康熙时期，中国的金银比价在1：10上下小幅波动，英国的金银比价在1：15左右，欧洲的白银还可以继续流入清朝。从雍正即位开始，中国的白银价格开始下跌，到乾隆皇帝在位的1750年前后，白银价格剧烈下跌，说明随着通胀的不断恶化，经济效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相反，英国在18世纪中期，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不断提升，资本升值，虽然这时的英国已经是事实上的金本位，白银逐步退化为普通金属，但白银的财富属性不会立即改变。工业革命带动资本升值的同时，白银价格开始回升。
到1751—1760年，清朝的金银比价是1：14.90，而英国的金银比价已经回升到1：14.55，说明英国的银价高于中国。白银不具备继续流入中国的动力，而是显示流出的趋势。也恰恰在1740～1760年间，中国的米价上涨的最猛烈，通胀最严重，这说明白银价格剧烈下跌，生产效率剧烈下跌，形成白银流出的动力。
一方面，通胀不断上升意味着清朝以白银表示的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白银流出，经济萎靡，意味着清朝的财政收入无法增长甚至萎缩。堂堂大清面临“穷死”的威胁。
经济效率下降，意味着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就会出现逆差；而白银资本外流，形成资本逆差。明朝开启的双顺差时代过渡到了乾隆皇帝时期的双逆差。
生产效率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耗尽，而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滞胀。财政收入萎靡甚至下滑，而通货膨胀不断发展，财政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就会出现断崖，让大清面临穷死的威胁。基于崇祯皇帝刚刚上演过一样的曲目，乾隆皇帝只能扒拉自己的算盘。
乾隆皇帝肯定不想到煤山上和崇祯作伴，这是一定的。那就只能想招：第一，提高经济效率，也就是提升资本（白银）的价格。可决定经济效率的根本因素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让乾隆皇帝放弃专制的封建体制，有点过于奢望，乾隆皇帝自然不同意。第二，管制进口，也就压制了贸易项下的资本外流。同时，管制白银资本外流。这些就控制了财政收入的被动收缩。这很省事，也不会威胁乾隆皇帝的集权地位，自然是开心的。
乾隆皇帝选择是闭关锁国，实际是选择滞胀继续深入，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十八世纪末期，米价再次剧烈上涨，开启新一轮通货膨胀。
当然，最终选择的是落后，是被动挨打。
闭关锁国的措施在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的1717年就已经部分开始，此时的主要原因或许还是基于军事和文化的原因。到了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一口通商”政策开始了，意味着闭关锁国正式启动。这样的选择，是清朝的国体所决定的。
很多人关注清朝在资本上的闭关锁国，实际上大可不必，在古老的大地上，任何经济上的选择都是滞后的，打前站的一定是文化。文字狱是古老的发明，宋朝、元朝、明朝都有，不过不严重而已。到了清朝，大兴文字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既空前，也绝后。著名的《南山集》案件发生在1711年；吕留良案发生在1728年；“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个案件发生在1730年。但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案件终归不多。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案件开始登峰造极（主要从1751年开始，资本的正式闭关锁国发生在1757年），共发生一百三十多起，其中四十七起案犯的涉案人员处以死刑，而那些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文字狱案件，多如牛毛、不可控制。
教科书一贯认为，康乾是盛世，这是要打问号的。乾隆时期，不断爆发农民起义，这样的时代可以称作盛世？这有点像慈禧老佛爷嘴中的天朝上国，自欺欺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