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连襟乐少华（蹲者左二）与部分红军将领合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邓小平家族无疑是近两个世纪饱受政治风雨的引人注目的家族。在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该家族先后有三人自杀，分别是邓小平的连襟乐少华、长子邓朴方和二弟邓蜀平。三人自杀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是与政治有关。
第一位自杀者：连襟乐少华
乐少华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姐姐浦代英的丈夫。两人于1937年10月在延安结婚。
乐少华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大革命失败以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后在红军中担任军团政委，地位显赫。浦代英回忆：
1934年……红十军团分兵两路向皖浙边和皖南行动，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艰苦奋战了两个多月，损失惨重。在安徽黄山南麓谭家桥地区的遭遇战中，乐少华中弹数处，和牺牲了的战士一同倒在血泊中。后来群众在掩埋红军战士的尸体时发现他还活着，赶紧把他送到了红军的转移部队。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返回闽浙赣边苏区时，被敌人合围在怀玉山地区，经过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和伤患（包括乐少华）等先头部队在粟裕参谋长率领下突围脱险，继续从事游击活动。乐少华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回浙江家乡养伤。1936年，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当时，党中央需要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就把他调到了延安。（浦代英着：《无悔的岁月》）
乐少华是于1952年1月15日在家里开枪自杀的，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兼东北军工局局长。这样一个几经生死的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会自杀呢？
浦代英后来回忆丈夫自杀后的情况：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迫不及待地问，“是我的孩子们出什么事了吗？”
“不，不是孩子，是乐少华出事了。”
我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乐少华？他出了什么事？！”
“他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乐少华他……”
他们又说了一遍。这次我听清楚了，他们在告诉我一个无情的事实：乐少华自杀了！……
工业部的领导陪同我进了卧室，我看到房间里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当我的目光停留在床上那个用白布单掩盖着的躯体上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起来。我意识到那就是乐少华。
工业部的领导告诉我，就是在这里，乐少华用他的手枪……
……好长时间我才清醒了过来：乐少华真的死了！（浦代英着：《无悔的岁月》）
不久，东北局、纪检会关于乐少华的审查结论出来了。
审查结论认为乐少华生前犯了三个严重错误：一是他曾经做决定用公款为军工局处以上的领导干部每人买了一块手表，被认为是集体贪污，乐少华要负主要责任；二是他曾经派人到农村收购农民的粮食，在当时的形势下，被认为是对农民的剥削；三是他曾经指示有关部门将从日本人遗弃的炮弹中取出的黄色炸药卖给天津商人，在这场交易中，乐少华有收受贿赂之赚。（浦代英着：《无悔的岁月》）
浦代英说：这三种错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严重的，但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自杀。在当时人们的政治意识中，任何人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你既然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你的一切，包括生命就都属于革命事业，属于党。推而论之，一个人的自杀也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对革命、对党的背叛。对于这种“叛党”行为，党应当给以严厉的惩罚。结果是：乐少华死后被开除了党籍。（浦代英着：《无悔的岁月》）
到底是谁整了乐少华，谁是祸首呢？浦代英在回忆录中没有明说，只有一段这样的话：
当时，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是高岗，这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阴谋家，东北的三反、五反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做得过分：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人写他的揭发材料，他马上就被抓了起来，进行审查，不管所揭发的内容是真是假，也不管你个人有没有精神压力；在处理的过程中，对很多案件也不作充分的调查，只凭一面之辞，就草率地给人下了结论。有的人因此长久地蒙上了不白之冤。（浦代英着：《无悔的岁月》）
对于乐少华的自杀，没见到过连襟邓小平的评价。
两年后，邓小平揭发高岗反党阴谋。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死后被开除党籍。
乐少华的死祸及后代。他们的长子黎男在哈军工毕业获悉父亲死亡的真相，郁郁寡欢，由此患上抑郁症，住进了精神病院，最后于1966年10月在昆明溺亡，因患精神病，溺亡的详情不明，时年27岁。
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乐少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第二位自杀者：长子邓朴方
邓朴方自杀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大学，时年24岁。对于自杀，2004年12月邓朴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节目的一次采访中谈过：
记者：最后是什么样的压力情况下，会让你感觉到（绝望）？
邓朴方：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非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被当做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你开始采取这个极端的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想法）。
邓朴方：对，当时的想法就是已经到头了。
邓朴方确实是很“革命”的，即追求进步，在班上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他跳楼就是因为那个“反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打倒，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的邓朴方被北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当做邓小平罪证的突破口，于是抓住他说的一句话把邓朴方看守起来，让他来揭发父亲。
在看押期间，1968年一天，他被宣布为“反革命”：
北京大学有一个校园广播站，每日定时广播，高音喇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听得见。一次，广播站在播说北大新闻时，突然宣布：经查获，“黑帮老大”邓小平的儿子、我校物理系学生邓朴方，与某某等人结为“反党小集团”。
这个消息正好被邓朴方听见，虽然是无中生有的新闻，但当了“反党集团”分子还得了？对邓朴方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反党，证明自己的清白，绝望之中的邓朴方情急之下采取了一个决然的行动，决定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刚刚少年长成且又血气方刚的邓朴方选择以死证明自己清白，一他确实没有反党且对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二以这种方式也表明了他多少还有些幼稚，死前他还偷偷写下了绝命书，其中说：
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然后，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果，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落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掉在地上后，他当场晕了过去。
若干年后，有传说说是有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一次，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为什么邓朴方被打成反党集团呢？邓朴方后来回忆：
（他们）说我攻击江青。我也不是攻击，就是江青在北大讲话时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
邓朴方跳楼后的情况是悲惨的，邓榕回忆：
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邓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手下了事。（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96页。）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8年4月19日，她被捕入狱。1983年3月，57岁的她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住在北京亲戚家的一幢老旧楼房。
第三位自杀者：二弟邓蜀平
在广安邓氏四兄弟中，老三邓蜀平也算是一个传奇。但是，他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着悲剧的色彩。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介绍他：
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邓蜀平的悲情色彩从他少年时就蒙上了。在他之前两个哥哥邓小平、邓垦先后出川求学，成为了有用之才。但他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1936年春节一过，他瞒着家人不辞而别准备外出闯天下。结果引发悲剧：
父亲为了找回他，病情恶化客死异乡。辗转得到消息的他不得不在悲痛和失望中回家吊丧，安埋父亲。
从此，邓蜀平不得不在家乡娶妻生子，还承继父亲的衣钵，当起了“袍哥老大”，以后因为邓家的威望，还当上了广安县国民党参议院参议长等职，变成邓榕所言的“小地主”。但是，这个小地主并不小。熟悉邓蜀平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教员尹骐后来回忆：
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尹骐：《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邓榕说他“人没有什么本事”，可能是与他的两个哥哥相比吧。事实上，解放前，邓蜀平在广安还是一个知名人物。
他还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尹骐：《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1950年春，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后，把他召到重庆，吩咐说：立即回协兴去，把全部家产分给穷苦农民，一样不留。邓蜀平立即付诸行动。然后，带着老婆谢全碧双双进入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此时，他已经年过四十。
在西南军政大学毕业后，邓蜀平和老婆一起分配去了贵州工作。尹骐回忆：
直到2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从北京到贵州的一所大学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见了两位当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顺便就向他们问起了一些当年被分配到贵州去的学员情况。关于邓蜀平，他们说他一直在贵州工作，表现也一直较好。后来被当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当过郎岱的副县长，后又调任六盘水特区的六枝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的。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
邓蜀平的离开川北老家以及后来的参加学习，安排工作，获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尹骐：《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邓蜀平自杀的具体情况不详，但他自杀的时间是1971年3月15日，年仅58岁。
其实，这个时候，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情况比文革初期要好多了。在他自杀过了恰好一年后，197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再次复出。
对于乐少华、邓朴方和邓蜀平三人自杀，邓小平是什么态度？
邓榕讲述了在邓朴方跳楼一年邓小平夫妇获悉儿子自杀前后情况的反应：
听了（邓楠讲述邓朴方的情况）后，妈妈哭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女儿来时的欢愉之情，此时已一扫而光。妈妈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父亲还是无言，只是不停地抽着烟。邓楠走后，父亲劝慰母亲，既已如此，要尽量想办法让儿子得到治疗。（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对乐少华、邓蜀平，不见邓小平有过何种评论。有人记述了谢全碧见到大哥邓小平的情况：
谢全碧曾于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期间到过北京。一进邓小平家门，谢全碧就哭了。没有上班的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栽花种草和养鸟上。他对谢全碧说：“哭有什么用！你看这只小鸟，你以为它想呆在笼子里吗？身不由己啊！不过你看，它还是满自由的呢。”只字不提自己的事，也不问兄弟死去的情况。（陶昌武：《三弟文革被迫害致死邓小平见弟媳一字不问》，《文史天地》）
作为一位革命者，邓小平对于自杀的态度是如何，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