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70载——中朝关系的传承与演变（美国之音视频截图）
【看中国2018年4月5日讯】编者按：2018年3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秘访中国。这是否意味中朝关系出现解冻？朝鲜过去一直积极发展核武，直到今年2月韩国平昌冬奥会期间突然释放和平信息。分析认为，这标志着朝鲜核战略的重大转折。但也有专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面显示，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已被边缘化的看法存在误解。事实上，近7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从来都是起起伏伏，充满着变数。
从一批“米格”飞机说起
1985年初的一天，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派人将一批米格战斗机运送到辽宁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希望中方无偿维修。朝方的理由是，这批飞机是当年毛泽东赠送给朝鲜的，现在飞机到了大修的时候，中方当然需要负责维修。
沈志华（国际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结果送到沈阳，沈阳说修可以，拿钱，因为修得有成本。朝鲜人就愣了，飞机都是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吗，说咱们还是兄弟吗？”
朝鲜人感到不解，为什么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现在变得这样斤斤计较。朝鲜人十分不满，一路上访，找完外交部、找经贸部，最后有关文件送到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批了两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
很少有人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发展道路，也让中国与朝鲜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出现了裂痕。什么是社会主义阵营最佳的发展模式？面对这个根本问题，中朝最高领导人显然有不同的理解。
芮效俭（Stapleton Roy，1991年-1995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为这意味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朝鲜的国营社会主义体系不再一致。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我曾经提到过，我1991年回到中国时，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朝鲜很来气，因为朝鲜不以中国为榜样，不学习怎么与世界打交道，怎么让你的经济发展起来，让国家变强大。”
夏亚峰（美国长岛大学历史教授）：“邓小平改革开放，78年、79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呢，中朝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基本朝鲜要什么都给，不考虑经济利益，不考虑政治利益。那么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呢，中国各地都搞承包。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说，朝鲜要的东西，中国不能都给。”
沈志华：“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一步深入，双方的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大，这个分歧就越来越大。意识形态。中国改革开放是搞什么啊，主要是搞市场经济嘛。那么市场经济在朝鲜看来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所以它是反对的。1990年朝鲜劳动党内有个说法，就是中国已经搞了十三年的资本主义。”
中韩建交——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朝鲜最直接的触动，要数中国与韩国最终在1992年实现的关系正常化。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拓展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中朝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就是被这跟稻草彻底压弯了。
夏亚峰：“所以中国实际上从79年开始，慢慢地到80年代，就慢慢地跟南朝鲜发展一些民间的贸易、民间的贸易关系，特别是80年代的亚运会，86年汉城的亚运会和1990年北京的亚运会。中国跟韩国或者说南朝鲜之间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已经解除得比较多。这个为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到了90年代初相互之间建立贸易代表处，在北京和汉城建立贸易代表处。”
沈志华：“特别是中韩关系的这种发展，就导致了整个朝鲜半岛地缘政治意义发生了变化。北朝鲜对中国已经不是什么缓冲带、什么挡箭牌，它没这个意义了嘛。相反韩国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其实不仅仅是经济上。因为中韩交往最重要一个起点，政府之间当然是有一些事件，什么卓长仁事件，还有飞机叛逃，逼迫着政府之间开始接触，但是比较重要的其实是体育。88年汉城（奥）运会，到90年北京办亚运会，后来也是92年又（申）办奥运会，就是这几次会一下就把中韩拉近了。”
但是中韩建交也不是一蹴而就，从最初的接触到最终建交仍然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主要是考虑到朝鲜的因素。1991年，中国改变长期立场，转而支持朝韩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这为中韩建交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沈志华：“这个事中国一直反对，因为朝鲜反对嘛。八几年美国就提出来了，韩国也同意，但是朝鲜坚决抵制，说你这是分裂朝鲜半岛，要搞两个朝鲜的阴谋，中国也这么叫唤。但是91年，中国突然态度变了，90年底或91年初，直接就跟朝鲜谈，说我们马上在联合国要同意这个议案，因为联合国每年提，你这每年否决嘛，不让它提，现在我们要提了，就是朝鲜人没办法。而且中国说你要不答应，这次就韩国进联合国，你进不去。朝鲜就着急了，说那赶快我们就一块儿进吧。中国也帮着它一块儿进。但这个步一迈出去就把中韩建立政治关系的障碍彻底排除了。”
紧跟着不到半年，中韩就开始秘密建交谈判。实际上，在1991年中国提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时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朝鲜方面就已经感到苗头不对了。金日成曾经警觉地说过，“这一步走了，下一步就不远了。”他也亲自前往北京，要求中方不要与韩国建交。
沈志华：“（金日成）到北京当面问江泽民，说你们去年说那话算不算数了还。江泽民说什么话，你们不能跟他建交，（江泽民说）算数，我还记着呢这事。又找邓小平，说还记不记得去年你们保证，怎么什么保证？哦行行，含含糊糊的，就没有那么痛快。然后跟着不到一年，中韩突然宣布建交。所以这一步照我看，中韩建交无论从它的性质上还是从它的做法上，彻底摧毁了中朝同盟关系的基础。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朝鲜认为，与韩国建交，这是中国彻头彻尾的背叛。
沈志华：“所以到1992年的时候，其实从客观上看中朝之间这种所谓特殊关系，亲密的友谊，同盟关系，已经是历史上翻过去的一页了，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朝鲜人已经彻底地不信任中国了。在它眼里，中国才是头号敌人。这共产党的原则都是这样，你想想，这叛徒比敌人更可恨，不是吗？”
夏亚峰：“当然，在朝鲜内部，金氏父子肯定是恨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就是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的时候，金家没有派人去中国驻平壤的使馆去吊唁。这个最基本的礼节他也没有，就是他从内心是恨邓的，认为邓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他们是坚持了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搞改革开放，当然中国是希望他们搞一些改革开放，把北朝鲜的社会主义搞好，这样中朝两国都不错。两国的思路肯定是发生了很大的不一样。”
金日成的崛起与中共的渊源
那么中朝之间这种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特殊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要从1945年8月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和金日成的崛起说起。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25集团军要进驻朝鲜。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带着一批亲信于1945年10月回到朝鲜，配合苏军对朝鲜半岛北部的占领。
沈志华：“这个时候，金日成就开始受到占领军的重视。当时，其实我看了看，推荐金日成的主要是苏联的二十五集团军，还有滨海军区，就是军方的人，他们比较熟悉金日成。我看了鉴定，里面对他评价很高，主要就是说这个人在朝鲜人里面有威望，有组织能力，另外对苏联非常忠诚，还加上俄语学得好。”
夏亚峰：“金日成1945年到了朝鲜以后，苏联人用他作为苏联占领军的一个副司令。唯一帮助苏联人、维持苏联在北朝鲜的统治。他掌握了主要是武警和公安，他的‘游击队派’。其实军队并不是他掌握的。那么苏联人离开以后就慢慢交给他了。”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内战很快全面爆发。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获胜并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政权。金日成在帮助中共打赢国共内战上扮演了一定角色。
詹姆斯·珀尔森（James Perso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朝鲜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金日成的确与中共合作过。实际上，他提出过，中共的人可以把北朝鲜当作大本营。当时国共内战正酣，如果国民党的军队进攻，金日成允许中共的部队越过边界撤退到朝鲜境内。”
夏亚峰：“金日成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比较重感情的，特别是跟他一起那些抗联的干部，比如周保中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打仗的时候环境比较恶劣，比较苦，他是做了不少帮助。第一点就是物资方面，当时四野还有东北局有困难、要粮食、药品等等。以前和他一起抗日的时候，在东北联军里面工作过的一些老干部去，他总是要给的。第二个就是枪支弹药方面，他也给的很多。第三个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受伤的战士很多送到北朝鲜去护理。第四个就是他让中共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从海路，从香港通过朝鲜，安全的到‘解放区’。”
珀尔森：“在国共内战中，有大量朝鲜族战士与中共部队并肩作战。内战结束后他们仍然留在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才返回朝鲜。”
帮助中共打内战的这批朝鲜人实际上就是在一九二、三十年代年代来到中国的。
沈志华：这批人也是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就是苏联出兵东北的时候，朱德下了个命令，让他们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全部回朝鲜。但是这批人回朝鲜没回去，除了一些高层的干部以个人名义回去了，大部分部队中下级的军官都留下了。苏联那会儿不让入境就留下了，45年那会儿。留下以后就参加了林彪的部队，这后来就构成了林彪部队的朝鲜师，就这么构成的。这批人大概到49年夏天和50年初，陆续又都回到了朝鲜。后来这些人就构成了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就是这些人构成的。那金日成那拨人就是劳动党内的游击队派，或者叫满洲派，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尽管最初是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的密谋结果，并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但随着后来战局的逆转以及中国军队的介入，给中朝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契机，也给后来形成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
朝鲜战争与中朝特殊关系
1950年春，金日成前往莫斯科，请求斯大林批准他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条件是他必须也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珀尔森：“金日成征得了斯大林有条件的同意后前往北京，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但实际上毛没有选择。金日成说，斯大林已经同意我进攻南朝鲜，只要你也同意。”
芮效俭：“这让毛很为难，因为他也需要苏联支持他统一台湾。如果他对朝鲜的统一说不，他再去向苏联求援恐怕就不容易了。”
夏亚峰：“那么毛当时其实比较不高兴，因为当时中国正在准备打下台湾，而且劝他，你等我打完台湾以后你再打。那么金日成就讲，其实我也不需要你什么帮助，我们都准备好了，而且会打得很快。所以他走了以后，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根据当时材料的记载，北朝鲜没有告诉中国，就是说朝鲜战争它往南打，整个战争的布置，它没有跟中国人说。打了以后，过了三天，派朝鲜驻中国使馆的一个武官，来告诉中国，说打起来了。据说，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在外电里先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
战争初期，朝鲜打得非常顺利，很快将战线南移，战争爆发后仅一个多月就占领了朝鲜半岛90%以上的领土。然而整个战局在麦克阿瑟将军9月份指挥的仁川登陆后发生了逆转。这个时候，中国的参战就变得非常迫切了。然而，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是存在分歧的。
芮效俭：“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军方高层反对介入朝鲜战争，因为中国没有空军，没有海军。而美国正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在日本有驻军。因此中国的军方将领认为，中国参战注定会遭遇重大伤亡。”
与大多数其他中共高层领导和军事将领不同的是，毛泽东的态度到1950年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很积极了。
夏亚峰：“毛认为，如果不在朝鲜半岛打的话，将来要到东北来打，还不如先打。打完了以后再搞建设。所以毛的态度可能是比较积极。”
但对于毛而言，出兵朝鲜半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沈志华：“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从毛泽东来讲，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后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对于中共刚刚取得的政权的稳定。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你中国100多万军队到了朝鲜，毛泽东就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话语权。”
建政仅仅一年的中共政权，来不及生养休息，便进入全国性的军事和经济总动员，兴百万之兵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在近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在朝鲜半岛付出巨大代价。按照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在战场上的阵亡人数为18.3万，还有38万人受伤，再加上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另据解放军总后勤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报告，朝鲜战争中国先后出动志愿军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而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志愿军被俘人数则为2万1千多人。
除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外，朝鲜战争也让中国在战略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北京因此错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并由此走上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隔绝的道路。
美国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的考量是，如果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取得最终胜利，不排除与中共政府建立关系。
傅瑞珍（Carla Freem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杜鲁门政府的实际评估是如果美国不接触中国大陆，也就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那么毛领导的中国就会导向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说，最根本的结论是，也就是杜鲁门早在1950年1月所指明的，那就是美国应该与毛领导的中国接触，继续支持当时已经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最终将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裴斗虎（Gregg Brazinksy，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教授）：“从美中关系角度来说，朝鲜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台湾因为它的地缘战略位置，马上对美国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当然，中国的参战使得任何美中和解的希望破灭。”
夏亚峰：“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如果不是抗美援朝，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消灭了三万多美国大兵，那么中美关系很可能在50年代初就会缓和，会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就是说，是一种正常的，中美的对抗不会一直到70年代才出现解冻。”
中朝之间有着“献血凝成的友谊”的说法便源自这场惨烈的战争。但一些历史学家提出，朝鲜战争在某些方面反而使中朝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在战略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把朝鲜战争看成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毛泽东还有自己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而金日成则是从朝鲜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来看。
沈志华：“你比如涉及到军队指挥权的问题、铁路管理权的问题、处理战俘的问题、停战谈判的问题，特别是南下，第三次战役以后是不是要继续南下作战的问题。双方都有严重的分歧和争执。那斯大林都同意了中国的意见，没有一个例外。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想法和斯大林的想法比较吻合。比如，中国要把美国人拖在朝鲜半岛，这斯大林就想把他们拖在这。而且斯大林很明白，这么大的战役金日成怎么能指挥呢？只能让中国人指挥。所以不但中国军队彭德怀指挥，朝鲜军队也得彭德怀指挥。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都对金日成有很大的伤害，心理、情感上。”
1953年7月，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签署了停战协定。虽然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保住了朝鲜金家政权，但是在“基础牢固”的友谊表象下，中朝两党之间似乎有着种种的貌合神离。
沈志华：“我看的材料，1955年，战争都结束两年了，苏联外交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什么现在中朝关系不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一直这么认为，祖国战争（朝鲜战争）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就是中国人在捣鬼，他们不想让我们统一，他们害怕我们统一。所以朝鲜战争啊，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老百姓心中留下的印象和朝鲜领导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宣传，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就是中朝表面上宣传都是什么唇亡齿寒啊、什么鲜血凝成的友谊啊，等等。但实际上内部、高层啊，矛盾分歧是非常大。”
珀尔森：“苏联文件记载了很多朝鲜人对中国不满的事件，还详细记载了比如朝鲜人甚至都不去就在平壤郊外的志愿军司令部。在北京，据说周恩来在驻外使节招待会上回避朝鲜的外交官，或许是迁怒于朝鲜人的不领情。这种紧张是双向的。但对朝鲜人来说，他们的一个主要看法是中国在战争期间过于独断，对朝鲜主权不够尊重。”
也有分析人士说，中朝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虽然有很多不愉快，但总体关系是稳固的。
裴斗虎：“很多历史学者强调中朝之间的分歧，因此下结论中朝关系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不那么好，两国领导人之间也有矛盾。但我认为，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仍然是兄弟般的，仍然是很好的。没错，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确有矛盾，但如果你去看彭德怀写的报告，他也说，他认为朝鲜人是勇敢的人民，他们值得中国的同情。”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给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在朝鲜的战后重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八月事件”与“延安派”被清洗
这些援助拉近了中朝之间的距离，但1956年一场席卷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去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朝鲜引发“八月事件”，金日成借机将朝鲜劳动党内亲北京的“延安派”清洗，给此后两国关系的波折埋下了伏笔。
夏亚峰：“八月事件其实是朝鲜党内的一些其他高级干部对金日成本人的个人崇拜准备进行批判，甚至有想法要把他换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是1956年2月苏联出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巨大的反响。在这之后，朝鲜党内，特别是莫斯科派和延安派，他们就开始谈金日成本人的个人崇拜，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珀尔森：“整个1956年，朝鲜劳动党内对金日成有很多批评，包括他的经济政策和个人崇拜。金日成认为，这些批评背后是苏联和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必须要除掉这些人，否则他们会对自己的施政构成挑战。”
1956年6月1日到7月19日，金日成前往苏联和东欧访问，前后大约50天不在朝鲜。在这段期间里，一些反对金日成的干部就加紧活动，搞串联，甚至联系在平壤的苏联和中国大使馆。
夏亚峰：“等金日成回来以后，8月2日他们召开了劳动党中央全会，一些反对金日成的干部，包括徐辉、包括尹公钦，包括朴一禹啊，这些人都公开出来批判金日成。但是金日成的支持者更多，包括崔庸健，那么他们就把这些人在会上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呢，据说当时徐辉、朴一禹他们这些人回到家以后，就是四个延安派的干部回到家以后，发现家里的电话被取消了、被砍断了，他们就发现自己有安全的问题。所以就赶忙找到一辆军用吉普车，就开往中朝边界，就逃到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派干部逃到了中国。”
沈志华：“但是他们跑过来以后这个事儿呢，导致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了。我看了看他……因为是周恩来接见的嘛，周恩来和罗瑞卿开始接见的他们几个人。最早跑过来四个部长级干部，后来陆陆续续的也有部长级的，也有司局长，大概有十七、八个，二十来个人。反映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就非常恼怒。说这个金日成是越搞越不像话，本来嘛，就对他不满，不满嘛算了，既然苏联支持，他在党内地位也挺稳固的就拉倒了。但是现在这些干部来一反映这个情况，毛就非常生气。就给苏联写了封信，而且把材料都转给赫鲁晓夫了，你看看朝鲜这事怎么处理。”
苏联方面接到毛泽东的告状信后便借参加中共八大的机会，派部长会议主席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双方会后决定，派中苏联合代表团赴朝鲜，对“八月事件”进行调查。
珀尔森：“他们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领苏共和中共联合代表团去朝鲜调查。彭德怀曾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本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就与金日成有很深的矛盾。”
沈志华：“（两人）逼着金日成承认错误，重新召开中央全会。开除党籍的全部恢复党籍，撤职查办的全部官复原职，抓监狱的都得放出来。金日成当时就照做了。照做以后他们就走了，但走了以后，这个金日成阳奉阴违。就是他表面上说都同意，老大哥老二哥嘛，能不同意吗，但是中苏代表团一走，他又开始秘密调查。特别是在全国开始了党员登记，就是清党运动。然后又搞肃反，在全国搞肃清反革命，清查这个宗派分子。其实就是针对这些反对他的干部。后来又开除党籍，从监狱出来的又都抓回去了，搞得非常严重。”
夏亚峰：“这样到了11月份的时候，毛泽东就觉得非常的失望了。他觉得他对北朝鲜的局势已经失控了。所以当时他就找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他有一个谈话。而且现在能看见这个记录，在11月30号。他大概讲，金日成他这个人啊，他是一棵小树，你们把它种下去了，美国人把它拔上来了，现在我们又把它种下去了，现在好了，它长大了，不理我们了，就是不听话了。我有40万大军在朝鲜，怎么办呢？一个就是说，我们彻底不管，我们把40万大军撤回来。我觉得这个时候毛在试探苏联人，他并没有说我们要去采取任何的手段，去把金日成搞下来，他在试探苏联人。但是苏联，我觉得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不要搞掉金日成。”
虽然毛泽东最终并没有动手除掉金日成，但八月事件仍为中朝两国的深刻猜疑种下了种子。
珀尔森：“金日成一直没有放下这件事。我们看到几十年后，金正日回忆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提到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一事件如何成为朝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不仅如此，这件事也是朝鲜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金日成从那开始走上了独裁的道路，不到十年就建立起了一个绝对的集权体制，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夏亚峰：“干涉对金日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就是说他后来一直提，反复提这个事情。反复提这个事情，就是说对他心里的阴影，造成很大的阴影，就是说这些老大又来干涉管理他的这些事情。所以毛以后也不断道歉。比如说，彭德怀庐山会议倒台以后，在1960年，当时金日成非常积极，就是说我要赶快来北京见毛主席，彭德怀我早就看穿他了，他就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所以呢1960年，金日成到北京见毛的时候，毛就把责任推给了彭德怀，说当时听了他们的话，才会出现。所以这确实给毛和金日成之间的关系造成一定阴影。”
毛泽东对朝鲜的“忍让”
“八月事件”的风波结束后，中朝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到1958年10月，自朝鲜战争停战以来一直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这让金日成感到非常满意。
沈志华：“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待金日成，因为中国军队40万人在那儿，本来是控制朝鲜，就一般国家来说，它本来就是合法的，人又没让你走。你完全军队可以在那儿，你主动把它撤回来，就是收买他的人心。所以金日成心里非常明白，如果志愿军不撤走，哪儿有他的天下，这是不可能的。”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国内，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失败，经济衰退、工农业生产一片混乱，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活必需品短缺和饥荒。在国际上，中苏矛盾不断加剧而且公开化，导致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
朝鲜则借机提出要和中国解决敏感的边界划定问题，要求把位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主峰和整个天池划归朝鲜。
历史学者沈志华认为，自1956年的“八月事件”以来，毛泽东对朝鲜一直采取宽大和容忍的政策。
沈志华：“因为中苏矛盾在毛看来是一个无法化解的问题，甚至涉及到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所以他一定得拉住金日成，他就作出了更大的让步，主要就是这个东北问题。不但把长白山和天池给了朝鲜，而且跟金日成讲说将来东北我就交给你管了。当时金日成非常激动，而且他真的就到东北来视察，63年就来了嘛，毛泽东就还让邓小平来陪着他。三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轮流接见司以上干部，向他汇报工作。金日成回到朝鲜还办了个东北领导干部培训班，把东北的干部都拉到朝鲜去好吃好喝，然后向他汇报工作。所以那个时候金日成感觉非常好，他觉得东北就是他的了。”
红卫兵：金日成是个“骑墙分子”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十年浩劫，中朝关系也再次跌入低谷。
珀尔森：“文革或许导致中朝关系跌入最低点。当时，除埃及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召回了驻华大使，红卫兵在报纸上公开诋毁金日成，号召朝鲜人也发动文革推翻金日成。这主要是因为朝鲜当时在中苏分裂中保持中立。红卫兵骂金日成是墙头草。”
夏亚峰：“到文革的时候，中国外交的激进化更加影响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主要是中国国内，中国的高层认为北朝鲜现在和中国走得不近了，北朝鲜和修正主义走近了，所以北朝鲜是不是也变修了，朝修。高层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就是朝修，跟中国跟的不紧，跟苏联搞得近了。另外从社会的层面，红卫兵公开地骂金日成，包括最典型的就是骂他是一个fat revisionist，就是长的很胖的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那个年代长得胖是吃的好嘛。”
尽管如此，中朝关系并没有彻底闹僵，中朝高层仍然为未来关系的改善留有空间。
沈志华：“文革的时候闹起来主要是老百姓之间，红卫兵啊造反派折腾。你看毛说过金日成的坏话吗，一句都没说过。”
夏：“北朝鲜的媒体也从来没有公开攻击过毛和周。我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兄弟关系，或者我们学者用的‘特殊关系’，这种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个关系彻底撕破。”
中苏分裂与中朝关系的改善
1969年，一系列事件使中朝关系的改善遇到契机。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向远东地区大规模增兵，中苏战争看似一触即发。4月份，朝鲜人民军在朝鲜附近海域击落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机上31名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再次触发朝鲜半岛危机。对安全的需求使两国又走到了一起。当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共建政20周年的时候，金日成派崔庸健率领朝鲜代表团到北京出席庆祝活动。
夏亚峰：“就是9月30日的下午临时决定邀请朝鲜代表团，这个目的其实就是想改善同朝鲜的关系嘛。下午3点钟发出的邀请，晚上6点钟朝鲜就说我们派代表团，派崔庸健，晚上11点30朝鲜代表团就到了。第二天崔庸健和毛登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进行了很好的交谈。”
双方的关系就此改善。1970年春，周恩来访问了平壤，半年后金日成秘密去北京进行了回访。然而，此后美中两大国的关系开始解冻，使中朝关系再次受到冲击。
美中缓和动摇中朝关系
芮效俭：“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在1971年和1972年实现突破，很明显对苏联和朝鲜构成巨大冲击。这让朝鲜的立场变得很尴尬，但当时朝鲜仍然得到苏联支持。而中国则失去了借朝鲜对抗美国的兴趣。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沈志华：“那么这个事呢，从客观上讲，应该对中朝关系造成很大影响。为什么呢，你想，朝鲜是跟谁打仗呢，不是跟美国嘛。那么你现在越过朝鲜去跟美国人握手言和，那么对朝鲜来讲不就是一种背叛，一种损伤。再一个对苏联的关系，也是中朝完全分裂了。朝鲜是依靠苏联了，那中国是坚决要反对苏联的。也就是说，朝鲜是依靠苏联抗击美国，中国是拉着美国抗击苏联。所以它们的外交方针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分裂。按说对中朝关系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亲自赴平壤向金日成当面解释为什么中国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夏亚峰：“周恩来总理去北朝鲜跟金日成讲，其实我们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和美国人民一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你们也应该一起。就是说，和我们一起就可以实现由你领导的统一。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推动南北统一。”
沈志华：“周恩来到平壤去，金日成态度非常宽容。没问题，跟美国可以没问题，你只要能保证我的利益，跟谁好都行。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比较……你不要在美国接触当中伤害我的利益，反而能够保护我的利益，当然这个也是周恩来跟他解释，说其实我们跟美国接触呢反而帮助你解决问题。那金日成呢当然很高兴了，说那你给我解决什么问题。金日成提出了几条，什么撤销联合国韩国复兴委员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国撤军，从南朝鲜。中国全答应了。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确实在帮助朝鲜跟基辛格谈。”
然而从客观上讲，中美关系的缓和势必动摇了中朝关系的根基。到1970年代中期毛、周去世前，中朝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沈志华：“中国不再坚持美军必须撤出南朝鲜，这个是有变化的。这个在毛和周的时代……就是原来中国是一贯主张，必须撤，不撤怎么可能。后来再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基辛格提醒了，说我们撤可以啊，不过我们撤了，朝鲜半岛成了真空，日本人会进来的。这个中国非常担心，所以后期谈判中国就不再强调，撤嘛说还是说，早晚要撤，但强调就是不能让日本人进来。所以后来中国把美军在南朝鲜的存在作为一种朝鲜半岛稳定的因素，这是个比较大的变化。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不再支持朝鲜用武力统一半岛，这个是很明显的。原来中国不管，北朝鲜统一就行，没有特别提出。但是中美关系变了以后，这个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再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和美国都承认在朝鲜半岛上，中美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
有了这些历史因素，再看那批朝鲜米格战斗机在沈阳飞机制造工厂经历的冷遇，就顺理成章了。自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渐行渐远，两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金正日带领朝鲜走上核武道路
金日成1994年7月8日逝世后，他的儿子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在金正日上台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朝关系一度十分低落。
傅瑞珍：“金正日一开始和北京的关系很差。他上台后长达七年，双方的关系都非常紧张。双方没有互访。后来金正日看上去被说服了，他认为搞一点中国式的改革，朝鲜政权不会垮，可能反而还会更好。但接下来，中朝关系因为朝鲜谋求核武器而再次陷入低谷。”
中朝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在1990年代寿终正寝后，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同时进入快行道。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
傅瑞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说过，中朝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靠中朝两党之间联系，而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对朝政策的降级，是一个重大变化。”
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金正恩2012年上台后更是加紧优先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技术，朝鲜已经进行的六次核试验中有三次是在金正恩掌权后进行的。
裴斗虎：“朝鲜政权认为，它需要核武器来生存。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的做为。美国的政策是，在美国认为有威胁的国家内，推动政权更迭。所以对朝鲜来说，他们认为，能够防止美国对朝鲜实施政权更迭的唯一办法是要拥有威慑力。朝鲜一直拥有的一个威慑力是对准首尔的大炮。即使没有核武器，朝鲜也能够给韩国带来巨大损失，几个小时就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但朝鲜认为他们还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威慑力。”
中国解决的了朝核问题吗？
对于朝鲜的核导试验，中国虽然口头上表示反对，但在实际行动上并不积极，一直是说的多做的少。
夏亚峰：“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朝鲜核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可能小金跟美国闹闹，对我们无害，还好一点，对我们有利。”
直到2017年，美国新上任的川普(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以贸易议题为筹码，要求中国出手解决朝核问题。与此同时，朝鲜不断试射、试爆导致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恶化，也给中国东北地区的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然而，在中朝特殊关系早已不复存在的今天，中国对朝鲜是否还有任何影响力？
夏亚峰：“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中国人不能跟北朝鲜说，你要停了核试验。朝鲜不会听的，这是肯定的。中国人不能告诉他不能做什么，中国人不能干涉他的内政，这个是肯定的。”
沈志华：“你说，他不听，都谈了二十年了。谈得它核武器技术越来越高，谈出什么水平了。从双方会谈到三方会谈，到四方到六方，你再谈也没用，它不会听的。你中国人说，它能听吗？不可能，没政治影响。”
2017年，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也在联合国追加对朝鲜制裁的所有重大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这进一步加剧了中朝之间的紧张关系。朝中社5月3日发布措辞极为强硬的社评，多年来首次点名批评中国，而且还明确表示，朝鲜可以不需要再依靠中国。
沈志华：“就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已经看到朝鲜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敌人，那么将来一旦发生核战争，一旦发生什么重大变故的话，恐怕中国是首当其冲。未必就是韩国，未必就是日本，这个中国是有担心的。而且为什么它不能把它逼的太紧，恐怕就是担心朝鲜人；你活路都不给我留，我也不让你活。有没有这可能，太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对朝鲜也逐渐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傅瑞珍：“简单来说，一部分人依然看重中朝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背景，还有两国共同抗击日本、特别是抗击美国的历史。另一部分人更多地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些人并不一定是主张弃朝，而是呼吁真正地重新审视对朝政策。”
沈志华：“是不是在决策圈也会受到这两种态度的影响，我想这个因素是存在的，不好下决心，要做很多工作，甚至要做很多舆论工作。”
夏亚峰：“那么中国有没有筹码？中国的筹码可能就就是，当中国领导人认为，北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已经将会严重危害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更远的范围之内的中国的国家安全，比如说出现严重的核泄露，比如说出现严重的核安全方面的事故，危害到中国。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就是说彻底砍断中朝之间任何的贸易啊、粮食啊、原料啊的来往，断了你所讲的断粮。这个是第一步。第二部就是中国要真的认为，有必要和美国、和韩国、和日本一起，共同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有希望的，是能做成的。但是，要走到这一步，非常难。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
沈志华：“可能的出路其实还在于中美双方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无论从战略层面讲还是从技术层面讲，如果没有中美双方的配合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而中美双方配合的前提就是战略互信。战略互信就不是单独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中美必须在全球的框架下来形成一种战略的互信和利益的分割。就是双方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你的利益在哪儿，我的核心利益在哪儿，把这个认清楚了，双方才能做这种交换和让步。因为互信的基础就是利益嘛，利益平衡，利益一致，才能达到互信。”
2017年9月，联合国对朝鲜的新制裁生效，中朝之间的贸易量继续大幅下滑。除了已经不再从朝鲜进口的煤炭、铁矿和海产品外，中国也停止了向朝鲜出口柴油、汽油和玉米。半年前还十分繁忙的“中朝友谊桥”变得愈发冷清起来。这座连接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的大桥甚至一度关闭。
近期，鸭绿江封冻了一个严冬的冰面已经出现解冻的迹象。已经见证了中朝关系沉浮70载的中朝友谊桥是否也将再次见证中朝关系的峰回路转，迎来又一个春天？历史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