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一家汽车厂。（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2月27日讯】1993年起，人生的前18年，我都在哈尔滨度过。那时候我的家乡真是个迷人的地方啊！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钱，也没觉得有什么所谓。可能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的。国家的工厂，国家的店铺，国家的钱粮。
我出生在国企的社区里。“厂子”就是一切。生病去厂里的医院，洗澡去厂里的公共澡堂，吃饭去厂里的食堂，打牌去厂里的娱乐室。作为一个普通子弟，我上了厂里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接受了货真价实的“九年义务教育”。那时候没人学习，大家忙着打群架，搞对象，上网吧……我算是个为数不多的异类。
如果当年我学习成绩稍微差一点点，就可以继续享受“厂子”的福利：去技工学校上学，毕业后去厂里当工人，迎娶一个还算漂亮的工友，把孩子生在厂里的医院。如果我的孩子淘气，就得买点礼物去找当年幼儿园的老师赔罪；如果他在学校闯了祸，我就得在家长会上一屋子的同事面前打他几巴掌，问他，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厂子进不去，怎么办？
幸运的是，作为一个一直以来的异类，我有了一些旁观者而不是中心者的习性。寒冷限制了人和物产的活动范围，让关系变得绵密，让谋生方式变得单一，让计划经济与东北人民完美接洽，迅速扎根。
到这里，悲哀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后来，出了两件事。一件小事：“厂子”本身好像出了点问题。这件事其实在我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那时除了几家大国企，一些中小规模的，来自于轻纺工业、食品工业、附属制造业等的“厂子”，已经走向不可逆转的衰弱。绝缘材料厂、亚麻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它们曾经在一块差不多五道口那么大的街区里密集而辉煌地接受共和国的洗礼，又仿佛一夜之间先后成了弃儿。
但是它们的坍塌没有对城市造成致命的打击。哈尔滨像它的名字一样，非常包容。这体现在，比如，我在离开城市两三年后，才间接了解到亚麻女工那段历史。人们没有沉溺于谈论痛苦。大家依然对“厂子”充满信心，因为老大哥们：哈电、哈飞，以及远房亲戚们：一重、大庆油田，还有吉林和辽宁的兄弟们，看起来都还活得不错。即便遇到一些困难，人们说，“大厂子不像小厂子，难道还能黄了？”
老大哥们真遇到麻烦，是最近几年的事了。不过，它们究竟遇到多大的麻烦，能否坚持过去，会不会重新振作，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出了一件大事。一件天大的事。
这件事是，大家似乎还都没有什么钱，但开始觉得，有所谓了。
02
一个远方表叔知道在美国“念大书”的晚辈回来了，托我帮他办件事。他在国企干了一辈子，从工人干到小中层，眼看就要退休。他打算把这些年攒下的积蓄拿出来，买一间房子留给儿子。他让我帮忙参考参考。
我应了下来，在一个北风凛冽的早上拦了辆出租车，去中介看房。
哈尔滨的出租车是要拼客的，这个习惯开始形成，差不多是在2008年左右，改革开放三十年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大家开始意识到，多赚一些钱是有用的。最开始的一部分司机发现拼客赚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新的“行规”迅速地蔓延开来。
出租车在一个拥堵的小道上爬行。我说，地铁修好了就好了啊，就不堵了，也方便。
“慢点修吧。修不好才好呢，修好了我们就没活儿了。”
我笑了笑，说，修好了，虽然你们活儿少了点，但是不堵了，跑得快，一天跑的次数就多了啊。还是对你们有好处。
师傅没有言语。又过了半晌，说：“修得慢，都是他妈的缺钱。钱儿给够了，早就修出来了。”
我说，算一方面吧，但我看主要还是工期短。哈尔滨冬天根本开不了工！一年只能干半年，跟别的地方比就修得慢。
司机又沉默了一会儿。“还是他妈的钱儿不够。”
我打算换个话题。我问他，现在滴滴打车什么的你们用吗？师傅摇了摇头，说不用。我问为啥不用？
“现在都他妈不给加钱了，有时候还总抢不上单。我一生气就他妈给删了。还得是原始的操作好。新鲜玩意儿都他妈没啥用。”
说话间，出租车停在了路边。我转头看师傅，还没到呢，还有一段路？
“哎呀你下车走两步吧。就前头那个。再拐进去我出来太费劲。正好这路边有几个客儿。”
03
我跟中介兄弟并排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房主来看房。他点了一根烟，脸色有些泛黄。我问他，一天能抽几盒。
“抽不上，哥。粗的就两盒，细的就一盒。”
我很疑惑，细的为什么反而抽的少呢？他说，细的贵啊！我哈哈笑，说，那还是抽细的吧，还能少抽点。
“不行，细的太细，抽得不得劲儿。粗的抽得来劲儿。”他咧嘴笑：“等我以后有钱了，天天抽细的，抽三盒儿。”
我问他，有机会去北京看看，找找工作？那儿工资高，来钱儿快。他抽了口烟。“我去过。有个朋友在北京，我前几年去过一回，面试还过了，干了一两个月吧。”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但是我感觉吧，北京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干活太累了。”
我说，那想挣钱不就得努力吗，哪有轻松的活儿能挣着钱的。
他又抽了口烟，诡谲地笑了。
“哥我告诉你个事儿，一般我都不告诉他。我准备，过了年就回长春，接着干家具。在那儿，我一天啥活儿不干，你猜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见我摇了摇头：“四千。我啥活都不用干，一个月给我四千。因为我有关系啊，我在那儿有人脉。我靠我这人脉，啥活儿都不用干。真的，四千，啥活儿都不用干。”
不久房主来了，我们看了看房子，那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临走他送我到店门口，又掏出一根烟点燃。
“哥，你一看就是个能挣大钱的人。我特别佩服你。”他有点害羞地笑了，咧开了嘴：“以后我也能挣着钱。等我啥时候上北京了，必须得找你去。”
我说没问题，微信常联系，然后跟他挥了挥手，跳上了一辆新的出租车。反正我们都还只有二十五岁。
04
中介的店主大哥告诉我，这片楼盘，今后两三年肯定看涨。
“因为这对面儿过道原来是哈药集团。药厂不好，有辐射，有毒，所以这片儿房子没人买。几个月前药厂开始拆迁了，以后建商业中心，这儿就涨起来了。”他转过头看着我，似乎也有些拿不准：“拆迁了估计毒啥的就没了吧，是不是？”
我笑了笑，问他，这片房子的入户费大概要多少钱呢。
“三四万，四五万，五六万左右吧。也就那样。”他垂下眼睛，没看我，翻了翻手机。我突然觉得“粗的两盒，细的一盒”的兄弟想当上老板还要修炼，他的话太实诚了。
我看过房子，来到了物业办公室。一个对着手机照镜子的女孩抬起半张脸看了看我。
“你有啥事？快点儿说，我们要下班了。”
我低头看了看表，才两点多啊。我说，我想问一下这边的二手毛坯房，如果进户的话需要办什么手续。她把手机放下，在抽屉里找了一会儿，递给我一张打印的单子，抬头写着，某某物业进户费一览，下面列了一堆。她说，还要补交五年的物业费和包烧费。我问她为什么？
“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这儿就是这么规定的，所有的都是这么交的。就都是这样的。”
我说，没进户入住为什么要补交这个钱？之前屋子是空的，供暖甚至都没开栓，为什么要补交钱？
“就必须交这个钱。我们这儿就这么规定的，都得交。不交你出不去这个屋。”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看《芳华》，但是显然我比刘峰怂了很多。如果你是在朝阳、浦东或者龙岗看的这部电影，你应该很难想象故事最后的那段镜头，竟然还在如今的东北发生着。显然，大家现在需要钱了，因为钱是个好东西。可是在这片计划的土地上，大家又不太知道怎么能正儿八经地赚到钱。“捞钱”和“创造财富”，是不是一码事呢？
05
远房表叔不想把房子买在离他生活一辈子的“厂子”太远的地方，也不觉得房子买在哪儿，未来会在经济上有何区别。他叫我别跑了，那些街区都太远，不熟悉。其实地铁修好后，那里只要两站路就到他的厂子，而且我跟他说，厂子可能过几年就迁走了。电话里他笑着说不可能，你有事儿先忙你的去吧。
我去了当年的高中。学校大概是一块萧瑟的土地上为数不多仍旧充满希望的地方。下午四点多钟，哈尔滨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教室里都亮着灯，学生们在课桌上做着各种小动作，看到趴在门上的我的脸，就一下子转过身坐正；大概把我当成值班老师了。
关于这一点，当年我的老师的感受是，现在的孩子，玩也不会玩，学也学不好。
我端起一杯酒跟他碰了杯子。我说这其实挺正常，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孩子们不靠着那种想要改变命运的意志力来学习了，慢慢要寻找兴趣，选择变得多元，学习也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说到这儿，突然意识到说得不对。
对于一个三线城市的普通高中生来说，培养兴趣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无论他有多么高的天赋，在自己的兴趣上多么努力，可能都无法与北上广的同龄人同台pk。除非他的家庭充分优裕，父母充分支持，不然，他没有足够大的舞台。然而有这样客观条件的孩子，大多早就离开这里了。可能听起来很可悲，但是，在一个平庸而相对封闭的地方，天赋异禀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
努力学习，好好高考，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能真的是唯一的出路，而且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
但是幸好，老师们还都在努力。他们依然尽其所能给孩子们积极的引导和培养。他们的苦衷和烦恼，只有跟毕业了的学生，比如我，才倒得出来。
“现在都不让我们老师活了。外面补课抓得太严。”
我知道，他在外面肯定还有课上。所谓抓得太严，可能是上的少了点儿的意思。市教育局明文规定不许老师出去补课，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条规定还都仅仅停留在纸上。
“那你说我们还会干点啥？不就为赚点钱么。我们又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上上课，孩子们听听课，我们赚点钱，多好。”
“总有家长告。今天找教育局了，明天找教育局了。有的家长，自己孩子上着课，回过头来举报老师补课。就想着法儿大家都别好。还有家长说，你就上节课，在黑板前面白话一个小时，就几千块钱？真是，没法让人活了。”
我同意他的话。跟拼客、供暖费和骗人的广告牌比起来，他出去上课赚钱，已经是相当正大光明的事了。我也理解他嫌恶“逼仄”的生活：不然又怎么办呢，别人都赚到钱了？难道因为我是老师，就必须占据穷酸的道德制高点吗？
然而这不是老师、医生或小公务员的错。2016年《Science》上一篇社会学研究里有一句话，翻译过来大意是，政策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为人们改变预期提供依据。这句话显然是说在“政治正确”时期的美国的，比较含蓄，作者其实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比如，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正确疏导人民的欲望。
老师说他新买了辆宝马，一会儿得找个好代驾。
“其实我就喝了一点。照以前，一点事儿没有。但是现在查得严了。”他沉默了几秒，点了一根烟，开始低头翻手机：“还是对的。社会还是在进步。我找个滴滴。”
“想想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老师，开的车还都是好车。也对，教委也该抓我们。”
06
我去我爸退休前的厂子逛逛。
生产车间里到处都是铁。铁管、铁架、铁屑、铁块。花花绿绿的油漆斑驳地覆在各种机床的表面上，许多蓝工装和线手套在火星、机油、砂轮、滑车里上下翻飞。角落里的“抽烟处”围了几个提前完成生产，等着吹午饭号的工友。他们响亮的笑声在大大小小的铁架子上弹来弹去，充填了整个厂房。
是的，是那种，发自肺腑的，彻底的欢快。这种欢快是可以传染的：在林荫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食堂窗口排着的长队里，在每一张饭桌上，笑声汇聚起来，漂浮在头顶的空气里，笼罩了整个厂区。排队打饭的队伍里，和埋头吃饭的桌子上，竟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手机。我认为这是集体主义的壮举。我也悄悄把手机揣起来。
厂子在衰落吗？如果它在衰落，是集体主义的衰落，还是人的衰落呢。
食堂大姐给“回来看看的子弟”在饭里多打了一勺鱼香肉丝，大概是想告诉他，人要吃得饱饱的，咱厂子还好着呢，有的是肉吃！
……
“赶紧让你爸你妈给你攒点钱，以后你从美国回来了，在北京疏通疏通，找个工作，最好能留北大。可不能相信什么招聘啥啥的，我告诉你。那些都没用，最后还得是钱儿硬，关系硬。”
我说哈哈表叔你说的对，但是北京可能比咱们这儿稍微好一点，没塞钱没关系整不好也能找个工作。而且那钱太多了，得使劲攒，咱可攒不起。
“那再怼点钱不更把握吗？”表叔看了我一眼，似乎很不理解。他喝了口酒，换了个话题：“唉，你去厂里看一圈咋样啊。”
我说去了，看了一圈，中午还在食堂吃饭来着，人可多了。表叔咧开嘴笑了。
“厂子好吧！怎么样？唉，现在总说改革改革啥的，那你说，跟了厂子一辈子了，改革了，这些个工人干啥去？现在这样多好！”他说得有点兴奋：“我明年也要退休了。我在厂子干了一辈子。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我们非常感谢政府。”
“我决定就在这片儿买房子，就厂子边上，老城区。老人儿都在这儿。你整那些地方都太远了。我看好一个。我告诉你，我今年六十万买了，过两年，至少涨到八十万。”
我点了点头。
厂子里的人，尽管知道如今相比之下自己有点儿囊中羞涩，却是万万瞧不起那些离开“计划”、转而从事“市场行为”的人的：他们“心眼儿太多了”。伴着厂子度过一生，就可以不用学习这个世界的复杂。不必勾心斗角，不必虚头巴脑，不必尔虞我诈。每个厂子都是个桃花源：从进入它的第一天起，就可以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继续做个嬉笑怒骂、感情充沛的孩子，并且一直高昂着变老。
只要厂子还活着，这群人就有生活的意义；厂子没有了，他们的生活就被剥夺了。厂子是一代人的芳华，还是他们芳华的前提。
07
可是，厂子的本质是企业，是“店”。
前面加了“国”字，会让它坚固一些；但只要它的本质是“店”，便在瞬息万变的商业里沉浮，便注定有兴有衰，便不像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可以有理由一直存在下去。
只是这个道理，在计划的年代，没人主动告诉他们；现在时代变了，他们知道了，可是他们老了，没办法心甘情愿地相信。
人们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大致出于两个原因：自由和钱。换个角度讲，只有一个原因：束缚。在制度和教育荒芜的年代，人们习惯了不受束缚；而如今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理念、逻辑……把人束缚得够呛！再加上钱的束缚，简直无法忍受了。以前多好，以前大家人人都一无所有，所以其实拥有一切！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一无所有，不能永远一无所获。
我热爱我的家乡。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充满繁荣和活力，一直闪耀在舞台中央呢？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一个状态，比它现在的状态，更接近“病入膏肓”这个词的意思了。
我的家乡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坠落。每年，有无数人离开这里，选择做一个无奈的异乡人。城市在失血，在加速失血。曾经，这里人们的娱乐活动只有走亲访友，然而在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的夹击下，这最后的娱乐活动甚至也无比艰难了。
如今，城市里只剩下面面相觑的老人。
老人或许还在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帮助着独子，因为他们大概是儿子唯一的依靠。毕竟，这座城市可是共和国长子，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堪比如今的城镇化水平，执行国策自然是最为彻底的地方。
08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没有读《Hillbilly Elegy》。后来我把它读完了。全世界的挽歌大同小异。阶级斗争是故去的词语，是因为“斗争”二字不该存在，而不是另外两个字。显而易见，东北便是中国的铁锈带。然而，拉长时间的视角，在任意一段历史进程里，兴衰都是最正常的事情：今日红红火火的CS工业，也许就是未来的铁锈带，或者“硅渣带”？今日西二旗和马连洼熙熙攘攘的“新厂子”们，也许未来也将复制“老厂子”的命运？
可是，囿于气候的因素，东北没有中原或海滨那样的流动性：人们对于兴衰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回复力。在冰天雪地里，我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适应变化，我们渴望一种一如既往的，部落式的、浓郁的、稳定的常态。我们更容易在时代更替中陷入悲哀。
自从18岁离开哈尔滨后，现在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到一周。每当临别时，与故乡不欢而散的感觉，应该是人能尝到的，最痛苦的事之一了吧。
不是他乡。不是故乡。是偶乡。
直播和电竞的兴起，对于东北来说，是一壶药酒。如果几十年后回看历史，证明这些产业拉动了普遍消费，最终为东北注入走出泥潭的活力，这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它们为东北人终于提供了一种光明正大又相对稳定的赚钱方式：“厂子”可以被取代了；或者，“厂子”之外，有正经钱可以赚了。在这片土地上，几十年来，大规模的新产业诞生，这也许是第一次。
还有，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了“老年教育”这个词。好像以前从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形式，冒着晚辈的大不韪，冒着不到位的风险，给家乡的亲人师长朋友介绍让他们不适应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理念、逻辑…我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能做些什么？
但还是，怀着希望吧。
希望的人多了，可能，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