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难友杨周奇在甲午年季夏,向我发来一封邮件,诉说他58年前目睹的一桩奇特寃案,有三条人命被害而死,其中两位是孩子的妈妈,一位是他高三同学解效同--不满17岁的该子。此案至今没个下落,无法找出施暴与謀杀者,令人扼腕叹息。
1、案件所发地“大理一中”
云南大理有悠久的历史,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围。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水稻,驯养家畜,从事采集、渔猎,创造了大理地区的远古文明。這里世世代代聚居着白族、彝族,汉人只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故新政伊始即各为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实际乃是中共任令官员,大到州长,小到校长。
这里风景绚丽,山青水秀,既有碧波万里的洱海,又有花团锦簇终年积雪的芲山,还有下关风上关月的妙景。明代著名文人杨升庵描绘它:“山则苍茏垒翠,海则半月掩蓝”,“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我先后去过大理三次,有两次是玩,一次是参加右友聚会,研讨57反右深层次问题。
大理一中,原名“大理省中”,是民国时代由云南省政府拨款成立的。抗战时期北方逃难的大学教授,有不少来省中任教,培养出不少人才。建政后“省中”改为“大理一中”,成为滇西的一所教学质量很王牌的学校。由于有传统的民主历史,学生思想极为活跃。
寃案发生在1956年,由一个十七岁孩子的一篇“论民主”作文引起。這个学生叫解效桐,他在作文中放笔写道: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二字成为时髦的口号,许多青年学子为争取“民主”丢了脑袋,有的政治家、野心家也高举“民主”的招牌,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为其卖命夺天下,一旦掌了权就翻脸不认人,举起屠刀大喊:“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对你们就是要实行专政”,镇压为“民主”而奋斗的知识阶层……
作为“为人之师表”批改作文的徐姓语文教师,不但不保护学生爱护学生,当即把这篇作文交给当局,引起学校领导的震动:认为這是了不得的政治事件,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召开全体学生、教师大会,对解效桐进行专门批判。這位徐姓老师受到表扬,这篇作文却给解效桐埋下了可怕的祸根。
1957年末教师“反右”斗争胜利结束后,1958年云南省委秉承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指示,在中学生中开展“双反五打”的运动。何谓“双反五打”?实际上是“学校反右”的继续,对象由成人变成了高中、初中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是不叫“反右”的“反右”。
接着,当局通过此一运动,抓捕了许多学生,下关中学还逼死一学生张宝德自杀。
在大理一中里解效桐的作文自然是重点。这篇作文揭露了毛泽东在未夺得政权前许诺“民主”,在夺得政权后立即“食言自肥”,翻脸不认人的独裁、无赖、痞子的丑恶嘴脸。
解效桐在“双反五打”的高压下从不低头,据理力争,大气凛然。想不到在论战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孙振国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说:“粮食不够吃,饿死人是事实,不是攻击”。他在宿舍还向同学说:勤工俭学是本末倒置,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这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本来是说了真实话,但在那个时代是不能说真话的。被触怒的学校当局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组织全校学生对解效桐进行辩论批斗。
解效桐在辩论会上公开说:“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必须向南斯拉夫共产党学习,不能向苏联老大哥学了,再学苏联老大哥是要亡国的”。
这样顶牛批斗使学校下不了台。此时,解效桐最好的“朋友”李凯向学校揭发: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时,民主同盟中央负责人费孝通,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来到大理住在下关永昌祥宾馆,解效桐去拜会他,把自己的“作文”拿给费孝通看,得到费的赞扬。解效桐还称费孝通为“人之俊杰”。于是大字报把已打成右派的费孝通与解效桐联在一起批判。到一九五八年夏天,当年才升为校长的原副校长刘某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以解效桐为首的大同党成员,从现在开始不准再联系任何人”。
不久解效桐、张玉兰、孙振国等学生先后被逮捕。许多大字报公开把费孝通说成是解效桐组织“反革命大同党”的指使者。接着学校展开大搜捕,凡与解效桐有过交往和接触过的学生,每个班都抓了一两个人。顿时学校一遍恐怖,学生们个个屏气禁声,谁敢再说什么?
杨周奇说,当时我总觉得這亊太离譜,是“白肉生疔”,心里很不平。本来是个看法和观点的问题,学校“当局”为什么要這样无中生有,到底为了什么?
19年后的1977年,我也因“反革命”言论入狱两年。1979年获得“平反”后老想他们的问题,加之解效桐与我是云尤老乡,到大理后又与孙振国有交往,才从熟人口中得知孙、张下落。我在下关启文街的街道企业找到孙振国、张玉兰问到此亊的来龙去脉,他们说解效桐已死于狱中,是被看押犯人的大军(指看守监狱的建政軍)用刺刀挑死的。他二人释放回家后无正式职业,只能在街道工厂找碗饭吃。那时刚打倒“四人帮”,政治空气还很闭塞,顾虑重重不敢细问。
1982年,我在报刊上见到费孝通已荣任全国人大付委员长职务。而当年解效桐、孙振国等人的罪名,是“费孝通来大理指使解效桐等人组成大同党”。既然费孝通平了反,还荣任人大副委员长”,那么解、孙等人的“大同党”应是冤案,自然应该昭雪。我立即向“民盟中央”写信,反映映解、孙“大同党”一案,是因受费孝通的株连而构成。此信大概转到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实政策办公室。怪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给我来了一信,说现在查不到解、孙等人的下落,请我提供线索。我哭笑不得,怎么这样对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啊!抓了人、判了刑,政府竟不知其下落,真是莫名其妙。
1987年我再与孙振国、张玉兰见面,交谈往事,方知這27年中他们历经了多次劫难,“大同党”确系子虚鸟有,货真价实的凭空揑造。这个所谓的“大同党”纯是学校党团组织领导人,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条件下,为了与党“保持一条心”,靠拢组织,也为了立功请尝,升官发财,借用老毛“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发功,一手导演制造了這起“反革命集团”寃案。看看“一案三判决”的判决书吧!
第一次判决“反革命”大同党首犯,解效桐有期徒刑15年,主犯张玉兰有期徒刑八年,从犯孙振国徒刑三年。张玉兰不服上诉,又一次“从严判决”。
判处解效桐、孙振国两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判处张玉兰有期徒刑十年。到了1987年又一次改判为“无罪”。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国家专政机器是如何视公民生命如儿戏?有罪无罪,随心所欲;判多判少,全无法律依据。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7日的判决公开承认学校“采取了不适当的做法”,一、二次判决书中都写有“等五人组织了南共纲领学习小组”,从始至终有五人参加,而只判刑三人,其余两人为何不处理?判决书上从不提名,其余两人到哪里去了?
其余两人是“组织(即学校当局领导)”派去帮他们组织“大同党”的人。当年学校搞“双反五打”运动,学校不上课,学生们便三、五成群在一起游玩,其他同学不敢与被辩论的学生接触,以免受牵连。孙振国、解效桐、张玉兰,还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李某、封某几人经常在一起逛马路散步。团总支书记是学校的实权人物,是从北京下放来的女人闻斌,她找李某和封某谈话,要李某和封某监视其余几人行动,随时向她报告他们的言行。闻知道了他们几人的谈话内容后,找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谈话:说什么你们过去有错误言论,把它写出来作为“兴趣讨论”资料,也是你们自我认识的提高,想着什么就写什么,并要他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相互认识批判就更好了。解等几人不知是陷阱,老老实实地每人写了一篇文章交给这个女人闻斌,再由封某刻印装订成册。然后把订好册子交到解效桐住的地方。待封某一走,大理县公安局的人就来进行搜查,作为“大同党”的罪证把解效桐等人抓走。
解效桐抓走以后,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破获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复兴大同党”,抓捕了张玉兰。并宣布在破获此案过程中,封某是组织上派他打进去的,立了“大功”。学生李某偷了张玉兰给孙振国的信件交给一赵姓女生,由她转交组织,这样她俩每人也记了一功。赵姓女生的父亲在1951年“镇反”中被枪毙,她立下的这一功,用的同学的血,后考入上海化工学院,拿到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李某出身不好,在学校中是“众恶之人”,用朋友鲜血立了功,也考上大学。
杨周奇难友感慨地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学生讲“仁、义、礼、智、信”,做人讲“光明磊落”,正正派派。而在新政后的学校,无论大学、中学,甚至是小学,都建立了一套人整人,人盯人的特务政治制度,还美其名曰“追求进步”、“靠扰组织”。“双反五打”针对中学生的、是不是“反右”的反右运动。学校当局明目张胆地教学生诬陷、跟踪、告密、偷窃信件,还给这些败类大肆奨励,記功、加分、送进大学,这样能教育得出好学生吗?可见“世风日下”,整个社会道德必然沦丧。
教师出卖学生,学生自然出卖朋友。李、赵兩人盗窃信件立功,拿到进大学的“通行证”的同时,孙振国的母亲在病中想念儿子,当时大理一中正在收拾孙振国,天天开会斗争,不准假,孙母一口气上不来,离开人世。
张玉兰的母亲在张玉兰被逮捕的第二天,到学校给中央机关下放来的那个女人闻斌磕头,请求放她独生女儿一马遭拒,回家盍然长逝。加上解效桐死于狱中,三条人命就这样被毛泽东凶恶吞噬了。这是中国的不幸?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不幸?到底谁是制造这起冤案的真正罪魁祸首?
至今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公元一九八二年费孝通重入“庙堂”,当年大理一中的许多(不是一个两个)学生,后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分别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为解、孙申诉,而公元一九八七年“平反”的判决书上只字未提!这大概半遮颜面吧,是对人生命极不重视的恶劣表现!
亲见亲闻者:杨周奇(实名)甲午年秋于边陲德宏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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