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10月24日讯】近年，“复兴儒学”之类的口号频繁见诸新闻报导。比如，2016年6月，曾有一批“儒家学者”在四川大学召集会议，联名倡议在中国高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并列。更有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跟风喊出了“中国必须再儒化”的口号。
一叶可以知秋。
反对比主张更真实
“儒学”到底是什么，貌似是个不言自明的东西。其实不然。自西汉起，儒家知识分子内部就已有“真儒”和“伪儒”之争。扬雄说孔、孟是真儒，其后则假儒当道；程颐之儒、朱熹之儒、王阳明之儒，都曾被朝廷宣布为“伪学”而遭禁止；明末，又有王夫之指责汉儒、宋儒、明儒乃是伪儒、败类之儒……
要了解某种自称“儒学”的东西究竟是何物，最简洁的办法，不是看它主张什么，而是看它批判什么，反对什么。主张很可能只是粉饰，批判却往往深藏真意。
比如，孔孟时代，儒学反对“杨墨”——孔孟主张成仁取义，杨朱主张“拔一毛可利天下，不为也”；孔孟主张按血缘关系有差别的“孝悌”，墨家主张对所有人无差别的“兼爱”。
再如，秦汉之际，儒、法尖锐对立——儒家重视礼乐，主张仁义，法家却把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必须铲除的“六虱”。
当代“儒家学者”们倡议“儒学复兴”时，也有很明确的批判对象。比如，川大会议上的那批“儒家学者”自述，其要求把“儒学”列入大学“一级学科”最主要的理由是：
“中国历史上就有儒教传统，安顿全民信仰。而今信仰空间真空，西方某些信仰乘虚而入，把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中国文化变成了西方文化。出于重建民族精神家园的需要，也应提倡儒学。”
简言之，他们倡导的“儒学”，乃是以西学、西方文化为对立面。
近代之真儒与伪儒
以“西学”为假想敌，将“儒学”弄成“西学”对立物的伪儒，在中国近代史上屡见不鲜。
比如，1870年代，郭嵩焘出使欧洲，赞誉“英国行政，务求便民”，不但优于大清，即便是儒家传说中的三代之治，也无法与之相比。结果被国人群指为汉奸。名儒王闿运责备郭撒谎，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西洋人属于“夷狄”，“夷狄”不能算人，只是“通人气”后懂得了诈伪的“物”，不可能创造比大清更优秀的行政体系。
与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刘锡鸿，一面大骂郭是汉奸，要与之划清界限；一面又在笔记中承认英国确实没有残暴不仁之政。为弥合这种矛盾，刘给出一种诡异的解释：西洋文明之所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乃是他们曾来过中国，“得闻圣教所致”，而且西洋人学到的只是“圣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强，完全不必向他们学习，只要恢复“祖宗旧法”即可。
近代史上，亦有另一批致力于贯通“西学”与“儒学”的真儒存在。
比如，谭嗣同在《仁学》里说：孔子之儒学，传至孟子时“畅宣民主之理”，乃是继承了孔子的原教旨。可惜此说失传，后世儒者自荀子开始，冒儒学之名败坏儒学，以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大盗与乡愿以儒学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国两千年的漫长专制。
梁启超也有相似的观点。梁说：议院虽是西洋之物，但儒学的“五经诸子传记”之中，也多有相似主张，可惜君主专制统治太长，无人敢于阐发罢了。梁还说，孔教以平等为宗旨，孟子全书皆言民权，可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
当然，孔孟之“民本”并不完全等同于近代之“民权”，毕竟相差数千年。但二者背后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无疑是共通的。这种共通，不独谭、梁二人有所体察，更早一些的儒者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严复等，也都有深刻体会。甚至于明末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等，虽从未听闻西方“民权”之说，却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贼”、用“众治”取代“独治”的主张。黄宗羲甚至尖锐指出：专制政体之本质，乃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会，则是“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状态。这种对公权力的批判、对个人私利的维护，与清末谭、梁等人的思想以及近代西方的“民权”理念，无疑是完全相通的。
所以，审视当代那些“儒学复兴”玩家的真伪时，不妨问他们两个问题：
1、你们要的，是王闿运、刘锡鸿那种与“西学”对抗的“儒学”，还是黄宗羲、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梁启超那种贯通中西的“儒学”？
2、如果选择王、刘，郭、谭、梁诸人该如何安放？难道说谭嗣同、梁启超这样的志士，已“变成了外国人”？如果选择后者，那么“西方某些信仰乘虚而入，把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中国文化变成了西方文化”之说，还能不能成立？
何谓“君子人格”
川大会议上的那批“儒家学者”搞了个倡议书，其中提到，把“儒学”列入大学“一级学科”的另一重要理由，是为了“培养合格公民、塑造君子人格”，让国家和民族走上“全面改善和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康庄大道”。
很遗憾，这些“儒家学者”没有给出“合格公民”、“君子人格”的具体定义。但孔、孟想造就什么样的“君子人格”，我们是知道的，简单来说，就是“从道不从君”。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坚守自己所信奉的民本理念，践行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践行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践行范仲淹所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践行谭嗣同所说的“流血请自嗣同始”……而绝不与强权苟且。也正因为真儒学绝不与强权苟且，朱熹才会慨叹真儒们的政治理想，“千五百年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揆诸史实，依赖官学很难培养出拥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因其目的本不在培养拥有“君子人格”的真儒。
汉代之察举制“以德取士”，结果“守墓生子”之类的伪君子大盛。隋唐而下“科举取士”，结果凝成《儒林外史》一部丑剧。究其根源，在于“百代都行秦政制”，都在搞儒表法里这套统治术。用儒学的“道”来装点门面，粉饰合法性；用法家的“术”来操弄权力，维持社会稳定。梁启超所悲叹的“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即是指此。区区科举，不过是“通过文字游戏挑选聪明人而对道德毫无分辨力”，自无可能筛选出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儒学与强权的关系越苟且，儒者的人格也就越低劣，至清代康雍干三朝，已可谓几近于无——臣属上奏“君恩深重，涓埃难报”，雍正都要严厉申斥：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觉得“涓埃难报”了吗？自不难想象，承继孔孟“民贵君轻”理念的真儒，在这样的时代，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审视当代那些“儒学复兴”玩家的真伪时，不妨再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所谓的“合格公民”、“君子人格”，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公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人格”？
真国学的对立面不是西学
川大会议上那群“儒家学者”搞的倡议书里，还提到：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推动国学门类建设”，将“国学”推上与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等13个学科门类并列的第14大学科门类。
可惜的是，这群“儒家学者”并没有交代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国学”应该是个什么东西，清末明初的学者们已有过很成熟的讨论。
邓实、黄节说得最明白：“国学”的对立面，不是“西学”、“洋学”，而是“君学”、“官学”。先秦时代，孔孟等真儒的学说“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乃是“国学”；秦汉之后，伪儒纷起，其学说“只知有君”，成了“君学”。两千年来，庙堂之上一直是为强权粉饰、辩护的“君学”当道；惟江湖之远有一二在野君子着书讲学，维系“国学”一线命脉。
“国学”没有中西之分，真国学一定是中西共通的东西。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里讲：学问本无中西，只有真伪。在真伪之外，区分中学、西学，来争“一国之名誉与光辉”，是无聊之事，是在戕害学术。
所以，“儒学”是好东西，“国学”也是好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的，是哪种“儒学”，哪种“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