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靠唱红发家也败家
2012年5月，四川武胜县政府决定要把镇上的无逸街25号改建成“杨益言故居陈列馆”。随后政府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拜访杨益言。为了防止老作家一下子兴奋过度出现什么不测，杨益言的女儿小谊让代表团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向“杨老”报喜。
我这里称呼“杨老”，没有格外尊重的意思。直接用的是字面意思：“杨益言确实老了”。老作家享有高干的特殊待遇。88岁的高龄加上糖尿病和脑血栓，走路需要两个保姆左右护持。
杨老对武胜县政府把他的旧居改建成“陈列馆”很为赞扬，表示愿意捐出部分手稿并为陈列馆题字。老人一高兴就破例应邀参加晚宴，举起一杯红酒向代表团致意，弄得武胜县政府代表们感到荣哉幸焉。
《红岩》的出版，造就了一本教育青年继承革命传统的教科书，被列为红色经典。然而《红岩》的作者们却命运多舛。
参加小说初稿《禁锢的世界》和《在烈火中永生》创作的刘德彬，曾经是江姐丈夫彭咏梧的直接下级，与江姐颇为熟悉。他分工写“江姐”、“云雾山”、“狱中春节狂欢”诸章节。刘德彬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塑造了丰满的江姐形象。不幸的是刘德彬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犯了严重错误，并下放到长寿县农场劳动。重庆市党委决定刘德彬不在新改编的小说《红岩》署名。刘德彬满怀不了情，含怨而终。
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比“革命”还革命的革命，比红还要红的红色。《红岩》相形之下变成黄泥岗了。红卫兵挖掘了黄泥岗下隐藏的黑石头。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曾经是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尽管罗广斌自述是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幸存者”，党组织却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疑点。文革中北航红旗和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直接宣布罗广斌是叛徒。他被关入牛棚5天后跳楼自杀（或他杀），留下地上一瘫鲜血，空中一片疑云。
杨益言在被捕进渣滓洞时还只是一个进步青年，在入狱后不久被家人花钱保释出狱。虽然出狱的情节和“英勇”不沾边，但也和“叛徒”挂不上钩。文化大革命中杨益言也受到冲击，在黔川山沟劳改了4年，接受审查，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全须全尾走出劳改营。
三个作者都是白公馆、渣滓洞的幸存者。在热烈拥抱新中国之后，一个被迫害死于非命，一个被限制使用压抑终生。只有一个劫后逢生。看来在共产党统治下歌颂共产党这个保险买卖，也不一定百分百保险。讨好了刘主席，很可能得罪了毛主席。吹喇叭不能光含糊地吹对了党，也得吹对了派，吹对了人，还是一项满复杂的艺术。
文化大革命雨过天晴，党的上层合流，党的基层重整。《红岩》革命经典的地位再一次被肯定。杨益言的颈项成为悬挂这一巨大花环唯一幸存的脖子。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日子里，杨老进一步闪耀登场。可以预见在杨老的有生之年，他会一直是颗闪闪的红星。
然而杨老也有他最大的遗憾。他的5个女儿中，有一个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第一次申请出国护照签证时，被美国领事馆拒签，拒签理由是小说《红岩》丑化了美国人。没想到美国人这幺小肚鸡肠，竟然记恨于一个作家。隔了几年，杨老就换了一个过去的旧名字申请签证，谁知仍以同样的理由拒签。你不能不服美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到家，居然连他过去的旧名字都知道。杨老十分气愤和尴尬。赴美愿望破灭，看来只有遗憾终生了。
记仇的美国人，毫无人道呀！
二、《红岩》的主题和结构性内伤
1965年1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召集京剧剧本《红岩》的座谈会。杨益言进言：“这改编剧本写的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敌特的头子是美帝国主义特务，改编剧本要注意揭露这个最凶恶的敌人。”江青应声叫：“好！”当场指示：“请中宣部通知全国作家注意写反美题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开始恶化。随后中国支持金日成完成统一朝鲜的梦想，虽然结交了金氏这个白眼狼，却惹翻了美国“野心狼”。中美走向彻底敌对状态。共产党需要给中国人洗脑：要彻底消除在抗日战争中美国盟友留下的大好印象，另外植入山姆大叔一副丑恶的帝国主义嘴脸，煽动仇美情绪，制造抗美援朝战争的民意基础。
50年代中国高调反美，大声亲苏。60年代之后，毛泽东争当国际共运领袖，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苏联的脸谱需要按丑角重新勾划，老美的脸谱依旧保持凶相。
杨益言在江青面前，表现了自己紧跟国际形势，自觉反美的政治觉悟。《红岩》的作者们在创作开始，就已表现过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了。
困难在于中美技术合作所和杀害共产党没有丝毫关系。在抗日战争中，美国既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着盟友关系，也和共产党的边区政府有着亲切友好接触。集体处决共产党政治犯发生在1949年，而早在1946年，中美技术合作所光荣地完成了对日情报战的历史使命，机构撤销，所有美国人都已经载誉而去了。在指定时间段，美国人有“不在场证明”。要坚持“揭露”美蒋合谋杀害共产党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诬陷”了。硬切美国人的生猪肉──不是你干的，也是你干的。
在描写徐鹏飞审讯许云峰过程，《红岩》是这样把美国人死拉硬拽进去的：
“哼！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可你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罚！”
“八十四套也折损不了共产党员一根毫毛！”这是钢铁一般的声音。
“这里是美国盟邦和国民党的天下，神仙我也叫他脱三层皮，骷髅也得张嘴老实招供！”徐鹏飞咆哮着。
在成岗被注射“诚实剂”，然后利用其幻觉骗供的一段，这样描写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专家：他长着黄麻似的卷发，稀疏地盖住微秃的脑顶，高高隆起的鼻梁异常突出，一双深陷在眼?间的眼珠呈现混浊的灰蓝色。这个白皮肤的外国人，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指点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家伙。
“药物起作用了──美国科学界──最新成就！”
这些虚拟的场景，把曾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友，描绘成阴险毒辣的法西斯分子，凶残可比日本731细菌部队。而中美合作的“特种技术”贬为美制的刑具和迷幻药物。
如果谎言具有腐蚀性，杨益言的舌头应该齐根烂掉了。
《红岩》再版达到1千万本，直到今天，杨益言一面继续向青年灌输错误史观，一方面收获反美谎言带来的利益。反过来对美国限制其入境表达遗憾愤慨。如果杨先生的愤慨有据，那天下的妓女都可以控诉社会不尊重婊子是处女了。
三、利用小说“捧党”
文化专制的毛泽东时代，文学艺术作品里哪怕对共产党有丁点的微词，那也会被文化警察们嗅出反党气味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项掉脑袋的重罪；而“利用小说捧党”，才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针。大跃进失败后，三年大饥荒引起人们的普遍挫败情绪，牢骚不满在滋长。当时的政治急需一批提升共产党形象的作品。罗广斌、杨益言的“捧党”小说应运而生。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两次得到特批的“创作假”，在重庆南温泉招待所里埋头打磨他们的作品。中国青年社先后派了几个编辑给小说修改润色、抛光打蜡，最后在1961年12月出版。
小说突破回忆录的局限，对资料做了超越历史事实的艺术加工。
为了突出江姐的坚强和忠贞，增加感情的冲击力，小说让江姐亲眼看到城头高悬的“丈夫”彭松涛的人头；狱中江姐本来受到夹手指酷刑，小说改为酷上加酷----往指甲缝里一根根钉竹签；在重庆解放前夕，小说工笔重彩描写江姐线儿长针儿密绣红旗的感人情节，而实际上用米饭粒和草纸粘制五星红旗的事情发生在男牢房，与江姐毫无干系；成岗烈士在审讯中高声朗诵“我的自白书”----这个“自白书”是解放后《重庆日报》副刊编辑杨本泉在办公桌上品着茶捉摸出来的慷慨字句。这首诗，还做为陈然遗作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编入小学课本。
虽然冒充烈士遗作，不过诗是好诗，说是“鱼目混珠”大为不妥，应该说是抠了鱼目，嵌入珍珠。鱼的商业价值提高了，不过鱼的生命力丧失了。
《红岩》的革命烈士们表现了了他们原有的和本来没有的一切英勇行为。
毫无疑问，如果是写小说塑造人物，把许多美德注入到一个人身上，集腋成裘创造一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应该允许的。只要剪裁得法、拼接得天衣无缝、表达流畅自然，那就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问题出在罗广斌、杨益言是在写小说，党组织却是把他们的小说当做党史来灌输给青年。
在1963年开放的“中美合作所重庆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中，（1984年改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按照小说的线索，布置了相应的解说词，立下纪念碑刻，混淆史实和虚构，让小说强奸历史。
手法一如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无中生有的地下水牢（现在撤销）。冷月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她自己被关在水牢的悲惨经历。在那里，冷月英当众强奸了刘文彩。
《红岩》还恪守“为尊者讳”的另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守则。
重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133人被捕，在于高层最重要的领导人的叛变。其中有川康特委书记蒲化辅，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等。
这些高层领导的集体叛变，使得重庆地区潜伏的共党员被一网打尽，共产党组织全盘覆灭。毛人凤自豪地认为这是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大的功绩。
《红岩》只是拉出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甫志高作为叛徒来描写，仿佛地下党的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在这里，那是避重就轻、敷衍塞责了。
刘国定、蒲化辅还有贪图享受、生活腐化、浮夸喜功、挪用党费等问题。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临终托孤，留给党组织的八条意见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就是指这些主要领导人的生活作风问题。
显然重庆的上层党领导不能进入小说描写范围，写他们就等于揭露共产党的丑陋，破坏党的形象。罗广斌、杨益言知道禁区的边界。给党轻轻挠痒，那是爱党的表现。揭示党的杨梅大疮，那是找党的难堪，万万使不得。
《红岩》以讴歌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为主旋律，重要的英雄人物许云峰，（原型许建业）只不过是个重庆市委委员，用他来代表地下党的最高领导并不权威，不过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比他地位更高的干部都端不到台面上来了。
罗广斌、杨益言把重庆市地下党大失败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描写成共产党员展示革命意志的群英会。作者把文化专制环境下文人成名成家、升迁发迹的路子摸了个贼明白。“捧党”是那个制度下文人的不可偏离的守则。
四、《红岩》的后续故事
在罗广斌、杨益言夜以继日地撰写稿件的时候，饥荒已经蔓延。招待所为了照顾他们，每人发一个黑馒头作为加班夜餐，他们感到实在饿了，才掰一小块慢慢咀嚼──在他们咀嚼黑馒头的时候，在重庆云阳县，一个妇人被饿死了。四川省有上千万的人口饥饿而死。我特别提到这个妇人是因为她和《红岩》有关联。妇人名字叫严炯涛，她本来可以跻身高干，享受特别照顾。可命运却作弄人，她失去资格咀嚼《红岩》创作组的黑馒头。
1941年的严炯涛还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就已经加入地下共产党。公开职业是“中国茶叶公司”的协理，实际是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员。1941年党组织安排她与刘国定扮成假夫妻开展工作，这和江姐与彭咏梧假扮夫妻的情节十分类似。严炯涛的组织的关系转到重庆市，同时担任市地下党委委员。而这时候的严炯涛已经怀有身孕，而这肚里的娃娃是南方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留下的革命种子。
严炯涛1941年11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取名晓谷，随养父姓刘。
解放后，严炯涛受到党组织指定的丈夫刘国定叛徒案的牵连，遣返老家云阳。大饥荒期间，严炯涛没有挺过去，饿死在儿子面前。她临终前曾告诉晓谷，刘国定不是他的生身父亲，但是谁是真正的生身父亲，严炯涛又闭口不说了。
刘晓谷从小饱受歧视凌辱，少年被迫掇学，吃苦受罪简直一言难尽。自从知道自己不是叛徒刘国定的儿子，晓谷萌生了一定找到亲生父亲的念头。1980年他辗转找到当年参与母亲工作调动的干部肖泽宽。肖泽宽此时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肖叔叔复信肯定了刘国定不是晓谷的父亲，至于谁是晓谷的生身父亲，肖泽宽称时间太久，回忆不起来了。2003年肖泽宽去世。刘晓谷的身世，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至今，刘晓谷一提及此事，伤感万分。革命者的儿子，得到叛徒儿子的待遇，而且还不知道父亲是哪一位大革命家，惨不惨，苦不苦！
还有比这更令人唏嘘感叹的《红岩》续集。
周居正，四川合川人，1945年16岁入党，1948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和组织民变武装被关押于白公馆。与罗广斌、杜文博同囚一室。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和罗广斌等一起制作五星红旗，准备打着红旗走出监狱。11.27夜，监狱开始集体处决政治犯。
罗广斌、周居正等在监狱看守的帮助下越狱，周居正还背着女狱友郭德贤的4岁女儿小波一路逃到山上树林里。
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他相信毛泽东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敞开思想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提意见。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时间的饥饿劳累的折腾，终于在1962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永川县的新胜茶场劳改营“就业”。
周居正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62年1月，劳教筑路支队派周居正和魏昭等5人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中间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
谁知这次“摆龙门阵”经人举报，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成为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
当时的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和逼供信，一批人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魏昭、陈仲伟、廖廉康三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还有四人，判处无期徒刑；14人分别判处十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
李才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4年初，一个天低云暗、寒风嗖嗖的日子，我们近千名在永川劳改茶场‘就业’的‘摘帽右派’和女劳教到黄泥塘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会。大家估计又是教导员做‘东风压倒西风’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老一套的形势报告。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平时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间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九点半准时宣布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位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警察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男子。这人就是周居正。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书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论》。最后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象在喊什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长子周复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割喉身亡；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于1968年投嘉陵江自杀；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屡遭批斗；几十年来曾昭英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现在年逾古稀，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
弱者的哀吟，唤起民间没有泯灭的爱与同情。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离休干部吴先生，向周居正、魏昭亲属伸出同情之手，无偿地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吴先生花了几年时间自费跑遍不少县市，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对全案进行复查。又以律师身份阅读了所有卷宗，最后感慨地说：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莫须有罪名！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和指明问供的供词。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那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这篇文字，并不足形成任何罪证，应从根本上推翻。
曾参与复查过周居正案的法律界人士均认为：不论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此案都不构成反革命罪。
周居正当年在白公馆、渣滓洞的狱友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和主席写信，呼吁复查周居正案。但当年此案的立功者硬是顶着不办，坚持“维持原判，不予平反”。
邪恶总想堵塞所有通向正义之路，而良心总是再给一次争取公道的力量。正义和邪恶的搏斗继续到了元年，没有结果。
周居正冲出了白公馆渣滓洞，掉进了新社会的劳改农场，冤死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尘封在改革开放时代。
五、专制才有政治犯
专制者都痛恨政治反对派，都抱有恨不得把政治反对派肉体消灭的阴毒心理。它们操纵司法把反对派界定为罪犯，这就是中国政治犯的来历。国民党对于首要分子通常采用枪毙的办法。共产党除去枪毙之外，还有饿死的办法。在新疆、四川永川、甘肃夹边沟、辽宁锦西煤矿、黑龙江兴凯湖，北京清河等，都有数以千百计的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被饿死。
政府草菅人命，听任其自消自灭。
国民党还给政治死刑犯一些有限的表达自由。例如临死还可以在脚镣哗啦伴奏下唱支国际歌，喊一声“打倒国民党”，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的言论封锁严苛，到死都不让你出声。周居正被毛巾堵住嘴，那还是文明的待遇；王佩英的嘴巴用石头撑满，下巴脱臼，还在脖子上勒了绳子，做了消声的双重保险；到了张志新就发展到割断喉管了。共产党不忌讳使用法西斯手段，只是怕出“政治事故”，如果临死前犯人喊一声“打倒毛泽东”，那监督行刑的官员就死定了。
国民党的政治犯监狱，相对很少有冤案。就白公馆、渣滓洞而言，关进去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是因为组织地下暴动被捕，他们要动枪动炮造反。按照现在的说法，那是恐怖分子。既是政治犯又是刑事犯。杨益言只是个进步青年，还没有资格住在那里，很快保释出狱。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政治犯的家属较少受到株连。而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的家属自然划为另类贱民。在严厉的户口制度下，家属走到中国任何一个角落都逃避不了被歧视、凌辱的地位。子女失去读书机会，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是很常见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地方政府操纵红卫兵把四类分子灭门虐杀的惨案。
共产党界定的政治犯，不仅包括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士，也包括共产党内部的非毛派别。嫌疑人不必有组织和有行动，只要有反对言论和异见思想就可以构罪了。私人日记、朋友通信都可以入罪，这就造成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告密盛行，文字狱大兴。从30年代的江西杀AB团，到延安整风、肃反，一直延续到反右，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都有冤杀虐死的代表人物。刘敌、肖大鹏、许继慎、王实味、傅作恭、林昭、遇罗克、王佩英、方忠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人，被处死者已经不下十万人。至于曾经属于国民党旧政权的人物，罪不当杀而杀了的，就更难统计。
如果国民党镇压共产党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渣滓洞的岩石，共产党冤杀的人头，可以堆满歌乐山。
《红岩》描述了国民党在溃逃之前歇斯底里杀害革命志士的经过，引起读者的愤慨。但是愤慨之后很容易让人们联想更愤慨的史实：共产党曾经更为残暴地对待政治犯和至今仍然广设的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