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10月19日讯】曾担任《炎黄春秋》副主编的中共知名军旅作家刘家驹，于2017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6岁。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写给挚友数千字留言，这些留言揭露了鲜为人知的中共军队阴暗史。
刘家驹开篇说：“我的大限己至，离世之前，留下些心里话向您（你们）诀别，祝愿你们幸福长寿。”
刘家驹于1949年12月在重庆入伍，先后参加所谓“征粮剿匪”，后走上朝鲜战场。
回国后，刘家驹被安排到12军部队为“老干部”们代写回忆录。文章说，自从奉命开始写军史，他首先收到中共军方总政治部的指示告诫就是：“下笔不得暴露我军的阴暗面，每篇文章都要紧紧把握住人民军队的‘光荣、伟大、正确’这一宗旨。”
在这种限制之下，刘家驹写作了《抢渡乌江》、《大破铜鼓寨》等为中共军队在中共建政前后粉饰的“战斗故事”。包括记录整理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司号员到指挥员》、《上甘岭的一支车队》、《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等作品。之后，刘就被收编到《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部工作。
藉这个军方杂志社的散文组编发有关战争回忆录的需要，刘家驹走访了不少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对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方面的史实进行查询，获得了大量史料，其中就包括了不少中共军队“血腥的、丑恶的史实”。
如：苏区莫须有清除“社会党”、“AB团”，滥杀自己人近10万；长征流窜中为求生存一路的打砸抢；四渡赤水是碰壁川军之后的大逃窜；抗日的平型关一役，自己伤亡两千八，杀敌只八百三；百团大战，出动三万一千人，打了几个小仗，还夸大了敌人的伤亡；解放战争，在东北制造了令人心冷齿寒的死城、鬼城、血城；朝鲜战争，为金日成火中取栗，伤亡近百万……
文章回忆称，当时大量中共军队的“阴暗面”史实被涂上“金”或被掩盖，自己感到疑惑，曾经问过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我们是一支胜利了的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向世人说出些史实的负面？”陈则回答了一句话：“暴露我军的短处就是给反动派帮大忙。”但刘家驹后来还是把中共军队的大量负面史料暗中“记录在案”。
1990年代初，刘家驹从《解放军文艺》退下来，进入《炎黄春秋》担任副总编辑。他认为这是“自由民主平台”，人们“敢把党史中不敢示人的秘闻和自己苦难的政治经历捅向当今社会”，他随后“摒除党文化偏见，远离立场观点”，力图秉持“不掩恶”、“不虚美”的史德重新审视中共军队。
2003年以后，刘家驹创作了一系列独立短小的军史内幕文章。
如，写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血路，血本，血酬》：为攻取加里山，自己当时所在的35师“用三千战士前仆后继的血肉之躯堆上山”。
记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军队在太行山下“剿匪”的《杀土顽，壮胆气》：把俘获的众多“匪徒”包括匪首家属当靶子屠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人类大屠杀”；记述了中越战争的《红军师洗劫越南城》：“红军师”把一座秀美的同禄县掠夺一空。
《沙甸人的恩仇》：记录了云南个旧县沙甸回族乡在文革中清除四旧时发生的一桩惨案——汉族造反派侮辱了可兰经，还给回族的谈判代表用猪头扣在头上游街示众，导致回族人以不共戴天的义愤持枪反抗，最终遭到14军无情镇压，至少1600多人被杀死，近千人受伤。
《军人，女人，性，糖衣炮弹》：记叙了中共军队中，从将军到士兵在严格纪律约束下仍然“性乱难止”的丑闻。
《军商，我的能见度》：写及中共军队为缩减军费，让军队走向市场，不惜恶劣手段与民争利。
刘家驹撰写《林彪传》的几年间，采访林办工作人员和林的老部下近百人，记下了二十多篇杂记，“足以证明林彪无‘反革命’罪，林彪反党集团不存在。”
刘家驹记叙的政治事件还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进入四川后，邓小平按中央指令在四川强征30亿斤粮，军队出动武装夺粮，把两百万老百姓“逼上了梁山”。
刘家驹曾走访“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揭开了当时中共支持少壮派杀害东北军军长王以哲的“二．二事件”真相。
刘家驹披露，1975年，他深入中共全军树立的典范“南京路上好八连”去探访，结果发现军人们“如同蹲在大上海的一座小监狱”，生活在一个极其封闭的环境中。
1991年创刊的《炎黄春秋》多年来几经波折，直至2016年遭中共当局完全封杀，原制作班底于2016年7月17日宣布《炎黄春秋》停刊，新《炎黄春秋》已面目全非。
在中共官方劫收了《炎黄春秋》后，刘家驹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撰文《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她的“虚无主义”》表达抗争。
刘家驹在他的“刘家驹绝笔”留言最后写道：“篡改党史军史是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领导人中有良知者会向国人作出深刻的忏悔，可叹的是由期望、失望变成绝望。”
“我留下约70余篇文字暂时还不能发表的文稿，它反映了我一生经历和见闻的历史暗角。我的信念是——历史的乱象还会返璞归真的，也望你们能从中领悟到我的心声。”
“我匆匆走过八十五年，自信无愧此生。我的文字，任由历史和后人评说。古人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我相信历史。我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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