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东亚、甚至整个世界制造了巨大的苦难。（网络图片）
一个刚刚结束了封建，奉还了版籍，建立了帝国，走向了中央集权的东方蕞尔岛国——日本，虽因在近代世界进步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而开始走向了繁荣和强大，却很快就生死不顾地冒险发动了一场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东亚、甚至是整个世界制造了太多的鲜血和痛苦，而且也给他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战后世界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研究著述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对于怂恿日本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研究著述，却由于种种原因，非但成就不彰，甚至时有讳莫如深之嫌。本文，就是对上述原因的一个探讨，说是对这一领域的开掘，也不为过。因为，作者根据某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揭出了一些可以想像的原因。这些原因，不但与中国的另一个恶邻——前苏俄关系甚大，而且与中国的“马列子孙集团”关系不小，甚至与日本共产党也有着说不清的牵连……
一、
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次长达14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以伤亡3500多万人（一说20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的代价，非常艰难地保住了中国没有沦亡，但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国力空前衰弱，共产主义红祸借机兴起，在中国氾滥成灾，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人沦为奴隶已近60年。
2007年是中日全面开战70周年，当我们再一次忍着剧痛翻开这一页历史，我们隐隐约约地发现，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手在导演着中国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刻，作了别人的牺牲品，成了工具，演出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凄惨壮烈的民族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有两个外国人起了很重要作用：一个混血的德国人佐尔格，另一个是日本人c。这两个人在4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在日本被捕，两三年后被日本处死，谈到中国近代的悲惨遭遇，就不能不提到这两个人，这是两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外国人。
佐尔格，混血的德国人，后被招募为俄国间谍。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说得上是最出类拔萃的。他最初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上海从事间谍活动，身份暴露后，他受命前往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由于他的精心运作，在整个30年代对苏联和中国命运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以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勋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与英雄气概”。在他的忌日，苏联官方炮制了一系列传记来纪念他，更为不平常的是，对一个外籍间谍，还为他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苏联如此高调地纪念这样一个外国籍间谍，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佐尔格最根本的功绩，就是由于他避免了日本对苏联直接作战。
尾崎秀实，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以记者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夏衍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同美国的间谍女记者史沫特莱一起从事坑害中国的活动，史沫特莱称赞尾崎秀实，说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其实她也一样，他们在中共看来都是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同情中国的解放事业，支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主张为共产国际的利益牺牲中国利益，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实现由共产主义掌权的目标。史沫特莱是有名的婊子、“骚货”（贺子珍的评价）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为中共在党外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
二、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初，苏联一直担心会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所有倾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间谍工作者，其实都是围绕着共产国际在工作。这个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牺牲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之间发生战争，保护好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中国的延安，这个指导思想都是一致的。佐尔格领导着一个有一百多人的间谍组织，尾崎秀实所带领的基本由日本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为可怕的是，尾崎秀实的势力直接渗透到了日本的决策层，直接参与对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他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对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1931年4月，也就是“9･18”发生前半年，苏方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将要进攻苏联的资讯。电文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页）。
引起苏俄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同到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广田弘毅是甲级战犯中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是从始至终都对日本对外政策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日本官员。他的谈话表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非常偶然，日本压根儿就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日本也是被人带入“历史漩涡”之中，越转越深。广田弘毅在谈话中说：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克格勃全史》196页）
这些资讯使苏俄大为震惊。莫斯科经历了与日本战前的恐怖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一些外国间谍组织，说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
1932年，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兄弟党立即行动，煽动民众的反日、仇日情绪，破坏日本军队经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运输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本施加影响，以避免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共产国际的这些思想，由于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作用，在中国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因为这些间谍组织也都十分清楚苏俄对德、对日的政策一直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要尽量避免苏联与日本直接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办法把战祸转嫁给别的国家。
三、
1930年，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间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时即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资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
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资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佐尔格就是通过尾崎秀实和他的日本同伙了解日本的动向，并对日本对外政策施加影响。
在“9･18”事变前后，佐尔格主要工作就是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情况，以情报工作配合中共作战。佐尔格想尽各种办法设法接近蒋介石，蒋介石喜欢赛车，正好佐尔格也是个赛车迷。在一次比赛中，佐尔格发挥出色，始终以半个车身的优势领先蒋介石，只是快到终点时，才让蒋介石率先通过终点。赛后，蒋介石迳直走到佐尔格面前，主动伸出手，请教佐尔格尊姓大名，并邀请他到自己的官邸作客。佐尔格也就借此机会深入到蒋介石内部，蒋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佐尔格套近乎，见到他无不客客气气，为佐尔格获取情报提供了方便。左尔格还成功地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Sto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后来中共反围剿的胜利，主要是缘于佐尔格的情报。
“9･18”事变后，莫斯科非常小心地处理同日本方面的关系，生怕不慎引起日苏之间的战争。对于日本发动侵犯中国东北之后会有什么行动，莫斯科要求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答案了，由于日本以尾崎秀实为首的左翼势力对日本政策的影响，日本暂时将进攻的目标从苏联转移到中国，这使莫斯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四、
根据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苏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免同日直接作战。
首先，让中国用战争缠住日本，使其无力北顾同苏联作战。在第一次日中淞泸战争爆发后，由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乘日中开战的机会在全国各大城市起事。“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同中共的想法非常一致。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并不是要同日本作战，而是以内乱的方式将战争吸引在中国国土上。他们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同日本一道夹击国民政府。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档选集》第八册，第639～640页）
第二，对日本入侵中国采取中立政策。由于佐尔格的情报显示：1931年的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急速向苏联边境推进；美英等西方国家对“9･18”事变后的远东局势没有采取强硬态度，他们甚至希望日本关东军向北进攻苏联，用苏联来填充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保住他们在华利益。苏联的因应对策就是向日本表示他们的中立立场。1931年10月29日，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主义立场。
对一切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苏联都一概回避。1931年底，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李维诺夫马上回绝。他说，苏联不准备参加这个调查团，首先是因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政府对日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放纵态度，1932年初，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然不加拦阻，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苏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企图以条约的方式对日本北韩政策加以限制，但都遭到日本的回绝。
第三，出售中东铁路和承认伪“满洲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为了讨好日本，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保持远东的平静，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2日在东京开始与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此举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纵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第四，加强边境的看管，不让中国人在中苏边境抗日。“9･18”事变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以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史达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悉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毫无二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短短几年时间，受迫害华人不下三十余万。
第五，苏俄后来发展为积极支持蒋介石抗战行动，也主要是出于考虑到本国利益，史达林很清楚地看到，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像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史达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史达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的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史达林的严厉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是由于中共深明民族大义，而是不得不照莫斯科上司指令行事。
总之，苏俄当时的一切政策行动，都和佐尔格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佐尔格及时的情报和日本间谍尾崎秀实上下其手的操作，使苏俄成功躲过了苏俄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从而把中国推入战争的血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