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祝寿词：“史达林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网络图片）
毛泽东共产党一贯标榜自己如何如何“爱民族”、“爱祖国”，而且又是如何如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反苏反史达林的大英雄。但是，史实无情：恰恰相反。
本来，苏朝侵略大韩民国，联合国出兵维护和平，这一场朝鲜战争，与中国并无关系。中共党国为什么要掺合进去？是怎么介入的？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必须厘清的问题。
一、毛泽东制订“一边倒”的卖国外交方针
1949年6月30日——毛共党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的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其实，这全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呢？史实昭然，众所周知：俄罗斯苏联是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
美国又如何呢？亦无需长篇大论。请先看看毛泽东与中共自己是怎么讴歌美国赞颂自由民主的——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指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我们相信，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
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
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这叫自食其言，自掴耳光。
请再看毛泽东与中共的庄重承诺——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
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中共中华论坛2011.11.30）：毛泽东：“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力交给人民！
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不可能、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并郑重承诺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
美国专家福尔曼（H･Forman）发自中国的报告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会遵循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与林肯（A･Lincoln）在国内战争时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隶。”（《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沈志华《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毛泽东中共为什么要自食其言，自掴耳光？——为什么要制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他要建立极权制度，自己当皇帝。——向美国学习，他根本不可能实现个人野心；只有倒向邪恶苏联，才能如愿以偿。
实际上，“一边倒”是典型的卖国外交方针。
什么叫国家？即内政外交具有独立主权的社会体。
纵观世界史，哪一个独立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是什么国家？难道不是附庸国吗？——即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小国南斯拉夫外交上都坚持独立，不亢不卑。比一比，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史达林死后，为什么不再“一边倒”了？难道不是标志着政治上独立了吗？
“一边倒”，奇耻大辱！
二、毛泽东共产党甘当儿子党的卖国自供状
1949年6～8月，刘少奇受毛泽东指派秘密访问莫斯科为毛访苏打前站。其间，在得到毛泽东批准以后，呈报洋主子一份《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史达林的报告》。
报告中，毛泽东中共自己确定了苏中两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6页）
如此卖身投靠、卑躬屈膝、无耻下作、甘为犬马的效忠之言，连史达林都觉得难堪。史达林教训刘少奇：“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上哪一个服从哪一个。”（上述《文稿》第34页）
刘少奇把史达林意见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在7月14日复苏共中央电文中仍然声称：“你们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史达林及马兄（马林科夫）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史达林及马兄决定。”（同上《文稿》第22页）。
可见，这份报告表达的正是毛泽东的意志。——“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原来还有点羞耻之心，他知道向外国递表称臣是不齿于人类的见不得阳光的；但他还是坚持做了这种卑鄙勾当。由此可知为了能在苏联庇护下做儿皇帝，连最后的一点羞耻之心也抛弃了！
分分明明，这是毛泽东中共甘当儿子党的自供状——又一个史无前例的经典！
三、中共党国元首专程为苏联元首拜寿：卑鄙至极
1949年11月5日，刚刚执掌国柄的中国共产党党酋毛泽东告诉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他渴望能在12月史达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2月6日，毛泽东携带大量价值连城的中国博物院馆藏文物与几个车皮的农副产品，不避严寒不远万里赶赴莫斯科——56岁的中国国家元首专程为70岁的苏联元首史达林拜寿！——毛泽东此次访苏的名义就是给史达林拜寿——此乃惊天奇闻！史无前例的屈辱！
四、卑鄙的毛泽东还有更卑鄙的表演：当众尊称史达林为慈父 无耻之尤
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史达林七十大寿隆重的庆典上，毛泽东致祝寿词，当着大庭广众，竟然高声宣称：“史达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史达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史达林万岁！”
大丧了人格！大丧了中国的国格！
厚颜无耻，登峰造极！
五、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日，中苏双方发表关于两国缔结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并声明中苏旧约——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
毛共炫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4月11日，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生效。当日，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铁的史实早已粉碎了这些无耻谰言，可是，时至21世纪，一些中共御用文人仍在为毛腐尸的脸上贴金。如栾景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写道：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中苏关系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签订的，而且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达协定》几乎完全限定了条约所规定的各项内容。在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惜以外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得苏联出兵东北，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结束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史达林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出发，向中方提出一系列损害中国主权的苛刻条件，而希望苏联早日出兵东北的国民党政府几乎完全满足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和条件。然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在远东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后，与苏联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充分反映出中苏之间在未来的新型合作关系，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从两次签约的谈判过程和内容上看，前者突出的是苏联、史达林为确保苏联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损害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但后者则截然不同，所体现的完全是平等协商与对话的原则。正是有了这个协定，才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在未来的时间里有足够的可能和措施保证自己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甚至，曾经为揭示中共党史真相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沈志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诚实。沈志华2009年5月30日在题为《史达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的演讲中说：史达林本不想同毛泽东签订新的条约，想继续维持1945年同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的效力。但毛泽东滞留莫斯科达两、三个月之久，你不签，我不走，迫使史达林作出让步，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明确了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要在两年内归还中国。对苏联而言，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问题。……新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战略遭受损害。出海口没了，不冻港也没了。
这些都是严重歪曲史实欺骗人民的荒谬之说。
第一，文明和平新时期，根本无需建立军事同盟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都是政治军事同盟条约。
前者出于战时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的迫切需要，后者则是和平时期——而且，联合国宪章已经颁布，地球已经进入严禁侵略的文明新纪元。一个泱泱大国根本无需与他国缔结军事同盟。
对此，史达林以下所言可见端倪：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1949年12月16日史达林毛泽东首次会谈）
第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为了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无奈之举
举世皆知，1945年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严重丧失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是为了驱逐日本侵略者请求苏联出兵的万般无奈之举。
史达林曾经得意洋洋地对他的臣僚说：“俄国东边的情况非常好，千岛群岛现在己归我们了，萨哈林岛（库页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了，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俄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地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进入到了严禁侵略讲究道义可以依法解决领土纠纷的新纪元，更何况，中国政权更迭，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万事更张的新政府。1949年3月5日毛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条约。
真要取得外交成就建树历史功绩，只消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定铸成盖世之功。可是，毛泽东中共却背道而驰。
第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迫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
中苏旧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的最大伤害是，强迫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
请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
1929年，中共中央秉承苏共中央的意旨发表文告，声称：“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林塞维克》第十期）。
1931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伪中华苏维埃政府先于伪满洲国政府，公开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
1939年，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外蒙古是独立国家，不属于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这篇文章中，毛说“……（苏联）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公然将中国、苏联与擅自宣布独立的外蒙古相提并论。特别在该文注释〔10〕中写道：“自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日‘满’（伪满洲国）军在‘满’蒙边境诺蒙坎地方，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攻。在苏蒙军的自卫反击下，日‘满’军遭到惨败，向苏联要求停战。九月十六日，诺蒙坎停战协定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战；二、苏蒙和日‘满’双方各派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以勘定‘满’蒙发生冲突地带的界线。”——公然将中国的外蒙古称作“蒙古人民共和国”。
再者，蒋介石政府虽然被迫承认了外蒙古独立，但外蒙尚未脱离中国。——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子国脱离母国独立，必须完成五道法定程式。其时，在整个蒋介石时代，“独立”的五项必要条件，外蒙古一项都没有做到。——换言之，蒋介石一项都没有做。
而毛泽东主政后，一手包办，完成了所有的法律规定，外蒙古终于飞离了中国母亲的怀抱。——本来，毛泽东政府如果真的爱国，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断然否定外蒙古独立。
请注意：
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想法，遭到米高扬和史达林拒绝后，毛卑怯地表示：以后再也不提外蒙问题了。
在上述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史达林的报告》中，毛泽东中共中央这样表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主，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主，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须知，当年外蒙古公决，并非人民自愿，而是苏军监督下的投票。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期间，中苏两国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公告，称：“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约定均已失去效力，但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