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左）和刘文彩（右）的相片。（网络图片）
接续〈揭秘：“刘文彩庄园”的真相（二）〉一文
下面谈几件历史事件。
刘文辉家族起义投共反遭迫害
刘文辉家族在起义投共前夕，把家中的贵重物品藏起来。刘文辉刚发布起义通电，蒋介石部队立即抄了刘文辉、刘文彩家族在成都所有的公馆，拿走了所有的家当，并四处追捕刘氏家族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派重兵去攻打安仁镇。在安仁镇，蒋介石军队又取走了新老公馆的大量家当，包括刘文辉新公馆里的金库。
主管部门在几十年的宣传中，每当提起刘氏家族因投共被蒋介石抄家这件事时，总是幸灾乐祸，极尽嘲讽之能事。在此我请问中共的党政领导，这是什么意思？
主管部门在几十年的宣传中，每当提起刘氏家族为防备蒋介石抄家而转移财产之事时，总说成是为逃避共产党的没收。这是天大的笑话，如果真是这样，刘文辉家族还会来投共产党吗？
下面谈谈刘文彩的杨夫人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来，杨夫人便离开刘文彩带着孩子住在成都文庙后街。刘文彩病故后杨夫人成了一家之主。当时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杨夫人准备带着子孙到海外去避乱世。她把此事告诉刘文辉，刘文辉劝她不要走，一起去投共产党，并要她装得没事一样，不要让蒋介石方面看出异样，紧要关头他会通知她撤离。杨夫人听从了刘文辉的劝告和安排。
在刘文辉起义的当天上午，他派人来文庙后街通知杨夫人马上撤离。杨夫人当即跑到打金街姜亲家的家里躲藏。刘文辉通电起义后蒋介石部队就立即查抄了刘氏家族在成都的所有公馆，并四处追捕刘氏家族成员。杨夫人吓坏了，第三天天未亮，杨夫人带着儿媳张皇出逃。跟着一个引路人走田间小路，深夜才到达娘家大邑三岔乡，路程130华里。杨夫人是半小脚，兵荒马乱之际在外逃亡，当时的狼狈可以想像。
1973年刘文彩的次子刘元华到北京去见幺爸刘文辉，凤凰卫视制作的节目“大地主刘文彩”中刘元华讲述了当时的经过：刘元华到了之后，刘文辉就伤心地哭了，并挥手叫自己的子孙离开，只留下侄子刘元华在身边，所有的媒体只报导了这些情况，其实刘文辉留侄子刘元华在身边是要给他说一句话，这一句话原本只有三人知道：刘元华、刘元华的爱人和刘元华的儿子刘小飞。现我把它公之于众。刘文辉让自己的儿孙离开后，伤心地哭着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带你们走了！”
刘文辉说的“我对不起你们”，我想可能就是指他当初劝杨夫人不要去海外，而要她随自己一起去投共产党，以至后来杨夫人一家都掉进了政治绞肉机里。刘文辉心痛啊！
1951年，刘文辉因公从重庆到成都，主管部门在他到达之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展览。这是主管部门干的首次宣传活动，这是他们至今都经常提起的得意之作。可是，此次陈列的所有展品都不是刘文彩的，他的家当早被蒋介石抄得亁干净净。这个展览其实是冲着刘文辉来的，为的是侮辱他，打他的威风。
1955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消，刘文辉被四川当局用花言巧语骗来四川成都，给了他一个省政协副主席的席位。在他到达之际，主管部门再次在成都文化宫举办“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宣传展览，其用心和目的再明白不过。
主管部门疯狂迫害刘文辉家族，刘文辉住在成都的夫人李助干也不能幸免。1965年四川当局把年逾六旬的李助干强行押解到农村去监督劳动，听说还把她弄去游街批斗。刘文辉的长女刘元恺去找四川省委统战部，那里根本不予理睬（可见是故意的），直到刘文辉找了中央统战部后才把她放回来。身心受到伤害的李助干于数月后郁郁死去。
几年前我在《文摘周报》上看到一篇马识途的文章，说刘文彩在宜宾杀了共产党员李家勋和李筱文。为弄清情况，我弄到了宜宾市志办公室出的《李家勋传》和《李筱文传》，仔细看后，这两人并非刘文彩所杀。刘文彩是税政长官，又不是城防司令、公安局长，抓人杀人不是他的工作。李家勋和李筱文二人的传记上写明是城防司令覃筱楼所杀。刘文彩与覃筱楼两人是众所周知的对头，覃的行为与刘文彩绝无关系。不过两人的传记上都写了刘文彩在宜宾的苛捐杂税繁多。这一点就得谈谈当时的历史背景了。那个年月正是四川军阀混战之际，为了打败对方，军阀们都在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这些军阀各多征了多少呢？以1935年为准，刘湘征到1975年，多征了40年；田颂尧征到1987年，多征了52年；杨森征到1989年，多征了54年；邓锡候征到1991年，多征了56年；刘存厚至少多征了100年；而刘文彩只征到1949年，多征了17年。如果列一张坏人排行榜，刘文彩名落孙山，最后一位。而刘文辉说：“刘文彩做的事该我负责！”
刘文辉家产被敲诈
下面谈刘文辉捐献财产之事。
刘文辉早在1948年年底，就准备投共，而不是后来四川当局说的兵临城下的选择。刘文辉延迟一年多投共，那是中共中央从战略战术上考虑的结果。刘文辉听从中共中央的指挥。早在1948年以前，刘文辉就通过王少春问过中共中央，他投共后，中共将怎样对待他和他的家族（中共的做法其实是尽人皆知，只是看你相信不相信）。据我所知，中共至少对刘文辉说了：“土地上交，财产保留”这句话。王少春还给刘文辉讲了中共的统战政策。刘文辉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最后决心跟定共产党的。才有后来他劝刘文彩的杨夫人不要去海外，而与他一起去投共产党的事情。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刘文辉起义成功，中共解放军一到就立即把刘文辉请到了重庆。随着国民党军的败走，解放军的到来，成都很快恢复了安全。刘文辉家族就陆续返回成都，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自己的家已被占领，刘氏家族通通被挡在街上不得进入。当时除了国民党的党产政产之外，其他军阀、官僚、地主们的财产都未被没收占领，没收他们的财产是后来土改运动的事情。刘氏家族的人员只好回到安仁老家，几乎同时西藏军区的解放军也住进了安仁的刘氏庄园，刘文辉的庄园住得最多，刘文彩的庄园住了一半。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国民党军刚败走，解放军刚到的那段时间，都远远早于土改运动。
土改运动的事情在此我就不讲了（留在以后）。我只讲土改刚完，四川当局得知刘文辉手中还剩有一笔钱，于是就又向刘文彩的杨夫人及刘文辉的其他哥哥那里逼要，说是剥削的罚款，数目与刘文辉手中的那笔钱刚好相同。逼要的手段与土改的手段一样惨烈。刘文辉是明白人，为了救自己的亲人，他把剩下的钱乖乖地全部“捐献”出来了。从此刘文辉成了无产阶级，他住的是公房，房中的家具也都是公产，每月领取400余元工资，直到1976年逝世。当年刘文辉对他的老朋友们这样讲过：“我对他们（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讲，钱我不要了，我全部交出来，我们刘氏家族是诗书礼仪之家，就爱这点面子，这点面子你们总该给我嘛！”
刘文辉爱面子比爱钱都更爱，他的弱点为对方知道了，我估计这就是后来编造刘文彩故事的发端。
刘文辉的儿子亲口对我说过：“如果上面没人点头，他们（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等人）是不敢整我们的。”上面的那个人我知道是谁，这个人不是刘伯承，不是邓小平，这个人当年听信了马识途的谗言，自己后来在文革中也为谗言所伤，最终丢了性命。
迫害刘文辉家族的人中有一个是李维嘉，解放前李维嘉在成都身分暴露，危急之际是刘文彩最亲近的侄子刘元瑄救了他，把他藏在家里，还把他送到雅安保护起来，同时给了他许多钱。当时李维嘉把刘元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李维嘉翻脸不认帐，刘元瑄一再给自己的家人说：“李维嘉这个人太不要脸了！”1996年刘元瑄逝世，李维嘉是同一层楼的近邻，却不去看他的救命恩人，刘元瑄的后人都说他不要脸！
“狗腿子”的真相
下面谈谈狗腿子的事情。
刘文彩家中从来就没有宣传中说的那种狗腿子。他家只有四十来个雇工，这些人都是贫雇农，他们平时里种菜，管理果园，打扫卫生，处理粮食，秋收时收租谷，空闲时在庄园里打打牌，从未在外伤害过他人。本地老农对我说：“主人都是善人，下面的人也学主人的样。”在土改时，因刘文彩与本地农民有着极深厚的友情，所以不敢在大邑安仁当着本地民众的面迫害刘文彩的家人，而是把他们弄到成都慈惠堂街七县联合办事处关起门来用刑。刘在安仁的管家薛筹九连批斗都没受过。薛筹九是在农业合作化时被逮捕的，因为他当时雇了几个人干活，罪名是说他破坏农业合作化。
宣传中的狗腿子不是指上面那些介入了刘文彩田产经营的那些人，而是“公益协进社”中的人。“公益协进社”是袍哥组织，那些是追随刘文彩反蒋的人，这些人从未介入过刘文彩的田产经营。是主管部门出于邪恶的政治目的故意混淆历史，把这帮人说成是“收租院”中的狗腿子。
下面我来讲几个“狗腿子”（公益协进社中的人）的情况。
一、李育滋是安仁镇的名门望族，他是刘文彩在政治上最忠实的追随者，李育滋一直保护和救助中共地下党李维嘉、李安澜、周鼎文等人，解放后这些人不仅不报答，反而咬他一口，说李育滋是大地主、大恶霸，镇压共产党，并把他投到牢里施以酷刑，先是捆住他的两个大拇指反吊起来毒打，当手臂吊断后又强迫他跪瓦砾，并用步枪上的钢条把他的左眼球活活挑出来，后来枪毙李育滋时周鼎文还高高坐在审判席上（解放后他任大邑县法院院长），李育滋死后尸体拿来示众，其间他的心脏、肝脏被挖，连生殖器都被挖了。
二、刘绍武是本地乡长，当年国民党通缉周鼎文时，是刘文彩收留了他。刘文彩把周安排到刘绍武家当家庭教师，要刘绍武保护他。刘绍武就供他吃，给他钱，一直把周鼎文保护起来。土改时周鼎文把刘绍武定为恶霸地主，还说他是反共救国军而把他枪毙了，连他的大小姐都被周鼎文逼得自杀了。
三、起义人员刘结熙告诉我，他的父亲刘从周（“公益协进社”的副总社长）本是去解救中共地下党，解放后这些人反咬一口说他是去镇压他们，还编出一些情节写进伪历史中。
四、刘泽高是“公益协进社”的管事，与刘文彩的田产经营并无关系，但现在成都的媒体都说他是刘文彩管帐的管家，看来还在混淆历史。
五、住在安仁裕民街35号现在还活着的杨茂全，他是刘文彩的亲信，“公益协进社”的三牌管事，全家仅两亩地，是个典型的贫农。
王蕴兹的起义部队得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杀，杨茂全是立了汗马功劳的。下面是刘元富告诉我的那段历史。
1949年5月，民革地下党组织川西地区主要负责人王蕴兹（崇宁县参议长）领导的地下武装4千余人（大多是袍哥武装和争取过来的部分警察），因过早暴露，仓促提前起义，为王陵基的保安部队击溃，王蕴兹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刘绍成（崇宁县参议员）、伍锡青（崇宁县袍哥组织总社长）、刘本元等带领余众百余人，欲往雅安依靠刘文辉，但沿途关卡盘查，势难飞渡，就昼伏夜行去到安仁镇，要求公益协进社支援，这两方组织过去虽无联系，但都是刘文辉掌握的地方力量，自是一谈即合。
当时，刘文彩已去成都养病，行前委讬李育兹（开明士绅）代总社长，处理日常事务，李见事关重大，并且一下子来了近千人（随同王等来的百余人，后又陆续到达七、八百人），供给问题也不是日常经费能够负担的，于是一面安置来人，并给刘文彩写信请示办法，又恐文采病重不能烦神，另给其兄李光普（西康财政厅长）去信，请其转禀主席（刘文辉），两信交给总社三牌管事杨茂全火速送到成都。
杨茂全先去见刘文彩，文采在病床上看了信后，闭目细听杨茂全详述情况，随即命人给其老家总管杨孟高写信，嘱其全力解决来人所需费用，并命杨茂全立即去西胜街李光普公馆，李见信即带杨坐上小车，直驶新玉沙街刘文辉公馆，将杨留在副官处，自去见主席。刘文辉考虑，此事不宜动用军队，只能使用地方力量，但文采病重，找谁好呢？还费思量中，猛然想起，过去曾任24军某师参谋长的张鹤龄去信，说安仁镇要送客人到雅安，请张与王陵基驻三岔乡的保安部队邱营长打个招呼，再由李光普给驻邛崃的24军谢海凡营长写信，嘱找一辆卡车，准备送人到雅安，然后李光普给李育兹回信，并转致来客，去雅安宜隐蔽，不宜多人，以免招惹蒋特耳目（这会过早暴露24军的政治立场）。
杨茂全回到安仁镇，拿到刘升廷给张鹤龄的信后，又赶赴邛崃送去。张鹤龄见是老厅长（民国七、八年时，刘升廷曾任四川省检察厅长，时人多以老厅长称之）的委讬，不敢怠慢，即同杨茂全到三岔乡会见邱某，说安仁镇有客人去邛崃，经过贵军驻地，希望不要误会等语。
邱某这个营，就是王陵基安在成雅小道上的卡子，负有防范革命进步人士通往雅安的任务，（当时雅安是出了名的民主人士之家）今见大脑壳当面来说，心知事不简单，脑子里飞速运转，想到眼前这个张某就得罪不起，如果报告上级，都有公益协进社的堂口，20里外的邛崃就有24军驻扎，如真得罪了安仁镇的人，自己不会有好结果的，不如卖个人情，今后在地方上也好相处，打定了主意，满脸堆笑，忙说：“小事一桩，张老派个人来说一声就是了，何必亲劳贵步。”张老干笑一声：“嘿嘿，好说，恐怕叫人来说不清楚，反转误事，顺便介绍这位杨三哥给你见见面，日后就是由他陪客人一路的。”邱某连说：“没问题，没问题。”这一关打通了，杨茂全陪张鹤龄返回邛崃，再去谢营长处交了李光普的信，同谢约好上车日期，才回到安仁镇向李育兹汇报。（以上是刘元富提供的史实）
王蕴滋的队伍最终到达了刘文辉的驻地，终于得到了保全。杨茂全功不可没。
解放后周鼎文把杨茂全定为狗腿子地主，判刑两年。
“公益协进社”本是刘文彩在刘文辉授意下组建起来的反蒋组织，后来被周鼎文等人以种种阴谋手段把它说成了反共组织，这些情况本人在以后专文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