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有三个特点：一是缺乏独立思想、二是缺乏平等精神、三是对权力顶礼膜拜。笔者在回味中,闪出一个概念：奴性乃兽性之源。
不信？且先看看“兽性”如何，然后再来分析评论：
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兴县公安干部，按照“内部直线”的惯例，传达了四人帮提拔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第二天，13个人民公社，都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派）实行全面专政”。总共杀了325名五类分子，其中有22户家庭满门操斩（从出生才38天到80多岁的人全杀），在一夜之间，全部杀绝。随后各省县公社也同样地纷纷行动。广西最为“先进”，他们先从被杀的黑五类身上取肉，煮来吃，在广泛地形成“吃人风”时，获得韦国清将军支持的“左派”，把政治观点相异的红卫兵们，抓来宰了，整个地连脚底板和生殖器都煮来吃掉了。如此泛滥地吃人，虽然只是广西的事，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对黑五类实行满门操斩地滥杀无辜，也就已经足够是兽性的行为了。
人性为什么会变为兽性的？
在文革过后，有好些记者，调查了这类滥杀无辜的情况后发表了许多实况报道。据老汉手中的材料来看，其中写得最具体的要数对湖南道县的记述。有位记者在完稿时，又去访问该县“善后工作组”的干部，在作核实的交谈中，居然发现了确实意想不到的材料：
这位善后工作组的同志说：他在处理这事时，查询了一些凶手的动机，这些凶手的回答，全是“理直气壮”的（都是“理直气壮的谋财害命者”）：
有个“现场指挥者”作了很雷的回答：“这是为了提前消灭阶级，迅速跃进到共产主义。”
有个莫明其妙的凶手则答道：“被杀的，都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我反问他：“他们的子女有参加过剥削吗？”
凶手答：“毛主席都说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迟早是要复辟的。’你敢说毛主席的话不对吗？”
有些凶手回答得更离奇：“毛主席都说：八亿人口不斗不行。不杀怎么能叫斗？”
有的凶手说得很干脆：“人口太多，不让生育。杀减一点，这还不是一样”。
有的就答得很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去杀，我还去杀”！
当这位干部在私下里问到被害者的家庭遗产时，凶手们也是“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不劳动的不得食。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执法者’按劳分配了。”
尽管，动机不一，而主要的目的，却是同样的。
现在明白了：阶级斗争的利益，就是造就奴性与兽性的因素。所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乃是一条绝灭人性的毒计。可是，它被“多数人”所接纳了。不言而喻，这就是毛氏戈培尔的“伟大功勋”之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