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闵真谛（Jozsef Mindszenty），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红衣主教（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8月07日讯】（仅以此文献给胡石根等所有被判刑的中国大陆良心犯）
如果你们听到我“辞职”或“服罪”的消息，请不要相信，因为那将是胁迫使然，是“人性弱点”的标志。约瑟夫·闵真谛（Jozsef Mindszenty），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红衣主教，被警察带走前，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了上述大意。
那天是1948年11月26日。警车包围了他的居所，警察们呼啸而来，闵真谛主教别无选择，他几乎是当着他们的面写下了上述字条并交给了身边的神职人员。
留下这句对世人的预警，是他意识到自己即刻将被带走的第一反应和动作，这个反应和动作包含了两层意思：对无神论专制者之残暴的直观直觉，对人性之弱的深刻洞察。
时年56岁，这位匈牙利主机主教不是第一次被捕。23岁时（1919），他就为维护宗教自由、反对国家接管天主教学校并呼吁人们不屈服于新政权而沦为囚徒；4年前（1944）他52岁，再因激励人们以暴力反抗纳粹而入狱。这一次，他知道自己遇到了劲敌：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极权主义。他一定知道，这不是管理社会之方法的分野，这是在根本哲学领域即世界观人生观上与上帝世界完全相反的对立物。
上个世纪二战之后，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运动在全球依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其黑暗和残暴需要再过几十年才能昭然于世。但是纵观东欧历史，罗马天主教会从二战后的精神废墟上最先拔地而起，成为共产主义政权最有力的抗衡者和反对者之一。宗教信仰者们不需要（社会主义）实践和时间，他们对“有神论”认知有多深，对“无神论”认知就有多深：
闵真谛主教在解释他和教会无意与匈牙利政府为敌时写道：“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思想，所以，反对教会的精神是其本质。”这是一种本能的对抗关系，闵真谛因而对自己被当局带走后的厄运有准确的预见。
闵真谛被抓确有其因：匈牙利教会和匈牙利当局在信仰自由上严重冲突，这些冲突体现在教会学校、加入教会、建立教堂相关具体事务上，为此颁布了一系列规定。1946年5月20日的《约瑟夫红衣主教闵真谛的声明》和1950年6月7日的《匈牙利共产党信仰部部长的声明》针锋相对，前者宣言：“……仅仅因为这个独裁国家凭借一纸野蛮布告就关闭我们的学校……你们——匈牙利的父母们也会感到你们的基本权利遭到了亵渎。”闵真谛坚定地反对当局接管学校，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者则宣称：“……任何将子女送到宗教学校的父亲，都会落入敌人手中，都会将其灵魂、思想交付给和平的敌人、帝国主义好战分子。”
纳粹把教会改姓希特勒，而共产主义则要消灭信仰。匈牙利共产党当局公共信仰宣传部通告说，要通过训练和宣传使人们坚信“加入走进教堂、参与教堂活动，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宗教事务中，我们就会助长教会的反动作为。”
当局以“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为由通缉闵真谛，匈牙利近五千所天主教学校随即面临被接管并国有化。被通缉的闵真谛枢机主教走村串户地督促信众识破当局谎言、对抗当局命令、拒绝交出学校及其占地。冲突加剧，当警察强制没收闵真谛主教的车子和便携式发电机，这位主教下令敲响了教堂钟声！
匈牙利共产党认为，闵真谛所行乃是彻头彻尾的颠覆行径。但主教确实无意与当局作对，他只是希望并坚定地捍卫信仰自由。他的最后一份通谕被当局禁止，但是附件传出并在“美国之音”播出，结尾如是说：“我站在上帝、教会和匈牙利的立场……与我的人民之苦难相比，我的命运并不重要。我不指责控告我的人。……我为那些以我主的话而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祈祷，我从心底原谅他们。”
闵真谛红衣主教是一个殉道者。他在被带走时还做了一件事，是为自己也是为他的匈牙利信众做的：穿上最破旧的那件主教袍、戴上了最简单的主教戒指，最重要的是，内衣口袋里揣着基督耶稣戴着荆冠的受难照片，背后写着几个字：败而得胜，这是他的试图战胜黑暗的力量之源。然后他就在诸多警察监押下，走进了匈牙利的沉沉夜色。
他开始了自己后半生的殉道之路，败而得胜之路，一个上帝仆人的救赎之路。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世俗世界。哪怕出狱，哪怕活着，哪怕依然笃信上帝，哪怕至死都是上帝忠贞不渝的仆人。
主教没猜错，他立即陷入非人待遇和折磨中。教袍被剥下，白天穿着小丑服装忍受屈辱，接受审问，夜晚被不断暴打，日以继夜轮番折磨。最初的日子能扛过去，但是他必须尽量少吃一点，因为牢饭里加了“治疗”心智的药物，同时他不被准许睡眠，一陷入迷糊，就被戳醒。如是三个月，体力耗尽，精神萎靡，这个身心俱损的血肉之躯终于挺不住了，他被出庭“公审表演”（show trial），遭到指控的“罪行”多达40项。当局扭曲了他的供词、编织出“合理”的谎言、show trial断章取义、假造认罪书。
接下来，当局公告匈牙利：主教大人认罪了，签字画押了。他“画押”的罪名中，最著名的有“滥用外币”——那是他为他的人民和教会财务向美国寻求干预；“破坏匈牙利土地改革”——那是他试图帮助信众保护住自己的土地和教堂；“与哈斯伯格相勾结”策动盗窃圣史蒂芬皇冠罪，这项罪行的活动目的是为了复辟哈布斯堡王朝——那是他演讲反对匈牙利共产党；“叛国罪”和“间谍罪”——因为他“出卖国家机密”并“煽动美帝国主义与我国宣战”，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自己登上国家权力宝座做准备。总之，这些指控导致枢机主教闵真谛变成了一个不择手段的反党分子、资本主义复辟分子、权利野心家、不折不扣的国家敌人。
旨在向世界证明闵真谛之罪的公审是在1948年2月举行的。这次公审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他的卑微和屈服：他走上审判台，承认了全部指控罪行。他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身躯容貌带着明显的被虐特征。
这位神父失败的如此彻底，他把这次入狱前匆匆设置的自己尊严与人格的保护墙，也一起推翻了——他否认了自己写给同事的字条上的内容，他说那个不算数。
极权专制加唯物主义的残暴从来超出人性的想象，他被问及：既然如此，你为何当初要写那个字条事先否认现在的口供？他回答说：“我当时没有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事。”
——诚如上述引号所示，这最后一句庭上回答是原话。在此基础上，当局公布了那些精心策划的包括他口供和其他“证据”材料在内的闵真谛案件白皮书。
极权专制加唯物主义的狡诈也常常超乎想象，闵真谛的罪足以处死，但是这个宗教人口接近百分之七十五的信仰国家，是个崇尚圣贤的国家。当局不想为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众制造一个殉道士和追寻自由的英雄，他们没判处他死刑，而判了他终生监禁。虽生犹死，当局既避免了英雄的感召和闵真谛的精神延续，又残酷地惩罚了这位国家罪犯。
前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约瑟夫·闵真谛红衣主教，作为东欧社会反抗共产极权的鼻祖和首领，是上个世纪东欧最有名的政治犯之一，他的故事中最令人痛心的部分到这里结束了。但是他的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没有结束——即便这故事换个地方在中国可能结束，在西方文明世界也不可能结束。
判决消息传遍欧美。这位被折磨到不堪的红衣主教不仅属于匈牙利，也属于欧洲和美国。宗教信仰世界极为不安，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二世谴责说：抓捕枢机主教闵真谛这一严重暴行，是撒在所有人类尊严和自由维护者身上的一道深深的伤口。当政府与神和人权发生冲突时，闵真谛有权利与政府抗衡！他号召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信众起来反对悍然侵犯人权的病态的社会体系。纽约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愤言道：如果拒绝效忠无神论的共产党政府就是叛国罪，那么感谢上帝，闵真谛枢机主教认了罪。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出了谴责之声。美国政界也卷入了这一世界级别的抗议：杜鲁门总统称此一事件“臭名昭著”，与此同时，九位匈牙利驻美国外交官愤然集体抗议而辞职。从公开审判中洞悉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残忍，对于西方世界已经不是第一次。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公开审判中，那批驰骋沙场的老革命家作为被告在公开法庭上都表现出对强权的彻底顺从、对所有罪行的完全供认，死到临头依然表示效忠斯大林，这已经让西方人大开眼界，思之毛骨悚然，究竟要有何等超人的残忍、冷酷和邪恶，才能制造出这种种违背常识的现象，才能导致人的尊严感彻底消解、才能让人感到自己死都不能安然，必须把对对斯大林的效忠表到自己死之后！
不过世界的道义支持和对匈牙利当局的谴责已经与闵真谛红衣主教的命运无关了。这位在欧洲世界影响巨大的抗击共产主义精神领袖和实际领袖，从匈牙利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的生活只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从一个囚室到另一个之间的无声轮转。但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的个人命运依然息息相关。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爆发人民起义，30日闵真谛获得释放，他次日就返回布达佩斯，在这个起义中心通过无线广播公开发表讲话，支持人民，赞扬匈牙利人民反对共产主义的起义。
当苏联的坦克镇压了这场人民起义时，他接受纳吉的建议，走进了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获得政治庇护。此后，他在那里极为局促的空间中足不出户，一待就是15年。
他的消息间或从西方媒体报出，匈牙利当局对此如鲠在喉，这位老年的主教再度成为攻击诋毁的目标。为了使他从公众视野再度消失，当局做出妥协，允许把他让渡到奥地利，但是他拒绝了。经过梵蒂冈在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缓解关系的一系列努力，1971年9月，匈牙利当局准许他离境前往维也纳，由此，这位年届79岁的耄耋老人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已经过了天主教主教标准退休年龄4年，但是他拒绝退休，同时不断否认自己辞职的传闻。他的殉道历程结束在流亡征途：1975年5月，83岁高龄的约瑟夫·闵真谛在维也纳病逝。
东欧共产主义世界垮台后，这位一生三次被捕，数十年遭受囚禁并路断流亡生涯的天主教红衣主教，成为上个世纪匈牙利的圣贤。他获得天主教界的广泛认同，1989年共产主义垮台后，对闵真谛红衣主教的圣贤册封进入了匈牙利教堂的神事程序。
在世俗世界，闵真谛的遗体在共产主义垮台后荣归故里，受到文明政府的特别关照。没有人否认他一生在纳粹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反抗暴政、坚持信仰自由的勇气和决心，而他所付出的精神人格代价包括被迫认罪等，只是在苏联三十年代那次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审判异像之后，再度教育了人类对共产主义制度之非人性之本质、反人性之残暴、利用人性弱点达到其目的之卑鄙的认识，同时加深了世界对这位受害者的同情和爱戴。在一个信仰上帝、敬畏造物的社会，没有人自诩为英雄，也没有人指责他人不英雄。但是学习耶稣精神而见贤思齐，是个体人性提升的道路，心怀悲悯而同情苦难，是个体人性得以表现的常态。
——他的家乡埃慈泰尔格穆（Esztergom）为这位对上帝忠贞不渝的主教建立了“闵真谛展览馆”；美国新泽西州的圣·拉迪斯劳斯教堂（St. Ladislaus Church）树立起了这位前主机主教的雕像；匈牙利大克里夫兰（Greater Cleveland）社区的人们捐助了他的纪念碑，矗立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地市区中心的广场上。他七十年代所到过的布道演讲处，智利和美国加利福尼亚，人们为他竖起了纪念碑。而他的反对匈牙利——苏联共产统治的故事，早在五十年代就进入了文学艺术领域：美国1950年反苏反共产主义电影《叛国罪》（Guilty of Treason），是根据闵真谛枢机主教一生抗暴、受虐、坚持到底的真实经历制作的。另一部电影《囚徒》（1955，The Prisoner），则是英国人依据闵真谛狱中经历而制作的。他的故事也进入了电视连续剧主题，六十年代一部上下两集的电视连续剧《不可能的使命》（Mission：Impossible）就是基于闵真谛的生平而制作的。故事描写了一位枢机主教、政治囚徒和人民的英雄，在东欧监狱被处死刑前越狱获救的过程。及至2015年，闵真谛逝世40周年，美国“枢机主教闵真谛基金会”的《闵真谛报导》以“枢机主教闵真谛：一个全季节的男人”为标题，发表了长篇纪念他的文章。
自由世界以这种方式纪念并称颂他们受屈辱和被迫屈服的英雄，并非偶然，也不是个别现象。二战时期，向日军举投降，导致“死亡行军”并在战俘营受尽虐待的美军将领温赖特（Jonathan Wainwright），就是例子：他为自己的经历感到羞愧、沮丧、甚至压抑。但是二战结束、日军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依然邀请他参加象征胜利与荣耀的“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请他站在自己身边，并把签字的笔之一当下赠送给他作为纪念。他回国后，在华盛顿和自己的家乡受到的是依然是众声欢呼和欢迎。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受难的英雄，人们对他除了赞美，还多了一份不言而喻的深切关怀和爱。这一经历令他震动不已，终生难忘，最终成了他回忆录中的重要篇章。不仅将军，士兵亦然。韩战期间，在中苏朝关于“美国在北朝鲜使用细菌战”的指控中，在审讯中被迫向共产世界调查团提供“证词”的美国空军战俘瓦尔克·马胡林（Walker Mahurin）以及其他韩战美军战俘……都没有丝毫失去他们赢得的荣誉、同情和尊重。没有人想到要指责他们软弱、叛国。
人无完人，这是上帝的教导；人性不可靠，这是人类的永恒的经验。远离诱惑是和平时期的理性，而免于恐惧则是人的权利。在人性之弱的泥沼，谁都不免挣扎，人性弱点，甚至人性优长（比如对家人之爱等）一旦成为强权利用和要挟的工具，人的尊严和荣誉不堪一击。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自由可能把人的自然生命引向神圣之域，世界从而不被光明遗弃。但是在强权黑暗下，在非人制度中，请“不要相信我的认罪”，因为它是胁迫使然，是人性的弱点的标志。
2016年8月4日于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