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蒋介石。（网络图片）
1948年的中国，山河崩裂，天地改色，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苦劝蒋介石：“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介石回答：“日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蒋介石一方面沿长江布防，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一方面加紧谋划后退之路。
这时候，一个神秘的高人出现了，他给蒋介石指了一条路：一路南退，退守孤岛台湾。这位高人的出现，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他就是张其昀。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军有生力量损失过半，在大陆的统治也面临彻底垮台。国民党何去何从让蒋介石彻夜不眠，各大要员登门游说均被蒋介石摇头拒绝。
有一天，蒋介石在总统府一直熬到天亮，也没有想出什么良策。天蒙蒙亮时他出来透气，却发现被他邀请来的张其昀站在院子里。蒋介石忧心忡忡走上前，说出内心的苦闷。张其昀此时身在总统府，自然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平静地点点头，然后说道：“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蒋介石听了心头一震。
张其昀马上被蒋介石请进密室详谈。张其昀认为：以长江天险分割天下，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主张，势如破竹的共产党绝不会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唯有台湾才可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庇护之所。台湾是块风水宝地，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退可守，进可攻。凭着国军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完全可以抗衡当时尚无海军和空军的共产党。起码可以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
张其昀见蒋介石听得入神，继续详解他心中的南撤方案：国民政府当前退守之地只有三个：西南、海南与台湾。三者之中，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地形凶险，屏障繁多，又是抗战的发祥地，自是一个好去处，广州失守后，当局就是将其全部中枢机构迁至重庆和成都的。但是此地最大的不足是与内地紧密相连，没有不可逾越的天险和屏障，难以让人安心。另外，本土地方武装的举棋不定也不能让人心定。海南岛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虽然有一条琼州海峡，但是相对于台湾海峡，琼州海峡过于狭窄，难以对共产党日益强大的武装构成障碍。
一番比较下来，张其昀认为台湾是国民政府最后的庇护所。
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举棋不定。在心底，他一直不甘心离开大陆，因为离开大陆意味着自己彻底败给了共产党，而将这片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共产党，他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大部分幕僚也凭着习惯性的经验主义，主张撤向大西北或大西南，依据是在抗战期间当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后，国民政府便移师西南重庆作为反抗日军的基地，最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今天他们还想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取居高临下的防守之势，也可以以此偷袭中原。这一点也深得蒋介石赞同，所以他一直是西撤川康（即“西撤论”）的拥护者。但是张其昀不同寻常的“东撤论”深深打动了他。
张其昀坚定地认为西撤川康不妥，他详细向蒋介石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
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它可以暂时阻止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
1、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
2、台湾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
3、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台湾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
4、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政府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5、台湾岛长期与大陆相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没有渗透，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
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湾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以稳定社会。
张其昀的一番分析实事求是，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让蒋介石不得不佩服。他后来又与张其昀有过几次深入交谈，最后拍板决定放弃大陆，前往台湾。
蒋介石后来说：“张其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没有看错他。只要是他的提议，我不会表示反对。”
随后，共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纳张其昀的提议，渡海迁往台湾，同时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先安排人员由上海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地下国库搬出库存黄金七百七十四箱，计二百多万两，送上泊于黄浦江码头的海关缉私巡逻舰“海星”号。同月，又由“海星”号和海军军舰“美盛”号、“美朋”号载运黄金近六十万两及银圆一千箱（每箱四千枚）先期运抵台湾，为将来的国民政府在台湾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接着，蒋退守台湾，张其昀随后跟到台湾，成为继陈布雷之后蒋介石的文胆和心腹大将，1962年他离开官场，在阳明山附近创办了一所著名的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成为台湾“文化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