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伟大领袖”，就是在一个国家拥有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民众生活直至个人思维都严加控制，民众对其绝对服从、无限忠诚的领导者。
所谓苦难，无外乎人的权利被剥夺或丧失。人的权利，大约可以包含罗斯福“四大自由”里：
信仰的自由；人可以选择任何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信仰都不能剥夺别人的信仰自由。
表达的自由；信仰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等的权利，不能受到国家或他人的侵犯。
免于恐惧的自由；类似于生存权，即国家不能让公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人身和财产不受非法侵犯，不受无理搜查，不受有罪推定，不受侮辱诽谤，等等。
免于匮乏的自由；类似于发展权，涉及到劳动，迁徙，教育，经商，文化，休息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由。
那么，“伟大领袖”能不能保障人民享受这四大自由呢？
当然不能，恰恰相反，“伟大领袖”和“四大自由”可谓不共戴天，水火不容，要炼成“伟大领袖”，则必须不择手段，把这四大自由从人民手中剥夺净尽。
信仰自由首先不能留。对“伟大领袖”必须信仰，否则领袖何以伟大？必须信仰“伟大领袖”的理论、思想、主义，信仰“伟大领袖”的超凡智慧，“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伟大领袖”不是皇帝而远胜皇帝，皇帝是不要人们信仰的，皇帝治国要仰仗天道，所以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没有按自己的思想、理论、主义来治国。所以皇帝不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必须让民众无限信仰。而信仰是排他性的，信仰“伟大领袖”，就不能再信别的神、仙、道。信仰基督，则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人人平等，“伟大领袖”也是人，也是罪人，凭什么掌握绝对权力？信仰佛教，则“伟大领袖”也是人，一副因缘而生的臭皮囊，有什么值得信仰？容许这些信仰的存在，则“伟大领袖”根本无法树立起来。所以人们从此只能信仰、膜拜、歌颂“伟大领袖”，“信仰自由”变成只能信仰“伟大领袖”的自由。
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却又不是神，他的权力就没有天授、神授的正当性，而扬言来自于人民和历史的选择，因此“伟大领袖”所能依靠的除了武力，就是他的永远正确了。但他既是来自父精母血的肉体凡胎，吃的也是五谷杂粮、人间烟火，也会牙齿发黑、口气恶臭，也会打嗝放屁，也受病毒的感染，也会口角流涎，也会昏昏欲睡，无精打采，也有七情六欲，也难过美人关，他怎么就能像神一样永远正确？他只能假装永远正确。他就必须开动所以的国家机器来颂扬他的伟大、光荣、正确，他的绝对权力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他永远不需要放弃权力，所以，批评、监督、选举、示威、罢免从来不允许进入臣民的字典里。所谓的自由，就只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自由。
人群中总有后脑有反骨的，敢于质疑“伟大领袖”的从来不乏其人。对这些人的任何质疑和批评，“伟大领袖”称为“猖狂进攻”、“反动”，必欲除之而后快。任何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一言不慎就可能遭遇灭顶，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连累家人、亲朋，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明哲保身，道路以目。什么人身权财产权，没什么无罪推定，什么法律保护，一旦成为阶级敌人，这些都成为你的罪状。“伟大领袖”靠恐怖来统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属于领袖本人。
“伟大领袖”的统治必然必然专制，必然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并细致入微，社会生活受到全盘的控制。以国家的名义没收所有的土地、房屋、财产，建立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没有任何人能游离于外，把管仲“利出一孔”发挥到了极致，职业工作不能自由选择，不能自由迁徙，所有的饭碗紧紧抓在国家手里，变“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不顺从者不得食”，凡是敢于质疑者，必被打入另册，吃饭、住宿都无处可寻，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为了凸显“伟大领袖”的恩德，必然让老百姓出于极端赤贫之中，有口饭吃就对“伟大领袖”感激流涕，如今日之朝鲜。
如果真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国民有自己的土地、房屋、财产，还“神圣不可侵犯”，岂不是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伟大领袖”还怎么随意差遣，随意奴役？于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成为“伟大领袖”和维护领袖的特权阶层的禁脔。
民众的四大自由所概括的公民权利被剥夺净尽以成就“伟大领袖”，则必陷于奴隶的牢笼中。公民权利的丧失，就是苦难的开始。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就只有那么几个。这几个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极权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制造了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而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可是，领导这些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现代国家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永远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
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目前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南北朝鲜，从来没听说南朝鲜有什么伟大领袖，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已经伟大得没有边际了。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民族，差别咋就这么大呢。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也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是什么伟大领袖。他们的领导人都是最平凡的政治家。印度亡国200年，发展到今天有目共睹，圣雄甘地毕生用非暴力方式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是印度的国父，印度独立开国大典那天竟然不去参加，拒绝享受那份荣耀。遗憾的是，四天后他被极端宗教派别暗杀。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价值观恰恰是限制统治者的权利，国家领导人以被“关在笼子里”为荣。
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和以平等为基础的价值观远远胜过“伟大领袖”的英明和各种美妙动人的主义思想。残酷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制越无效。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伟大领袖”，他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而会变成人民的灾星。
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没有完成这种觉悟，就不是先进的民族。
在伊斯兰文化中，鞋子，尤其是鞋底被认为是不尊重和不洁净的事物。因此，人们借扔鞋表达抗议，被扔鞋则成为一种污辱。扔鞋往往发生在被扔鞋者的生前，特别是赶在他们高谈阔论慷慨陈词的时候。
但还有一种污辱，叫撒尿。通常发生在“被撒尿”者的死后。
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曾被成为“伟大领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元凶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已经被游击队员处死。他们的尸体随后被一些妇女在上面撒尿。
斯大林是“伟大领袖”，死后也被撒尿：2012年5月，为抗议前苏共领袖斯大林在统治乌克兰期间被大灾荒和整肃迫害致死的几百万的亡灵，在首都基辅竖起了“撒尿的斯大林”雕像。这尊雕像全身被涂抹成金色，并被摆成撒尿的造型。当时乌克兰将举办欧洲足球锦标赛。制造者称此举让人们不忘过去，也让外国人目睹咱特有的风采。据称创作“撒尿的斯大林”的灵感来自立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著名铜像“撒尿的小男孩”，但更多的还是来自民众的愤怒。
波尔布特，前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是“红色高棉”的“伟大领袖”，死后也被撒尿。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奉行极左政策和大屠杀，普遍受到西方及国际社会的谴责，期间估计有二百万柬埔寨人被杀。人们在距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北400多公里处扁担山脉的安隆汶，发现了波尔布特的墓地。几年前，一些商家正盘算着利用外国游客的猎奇心理，将波尔布特墓地开发成有别于吴哥窟的又一个旅游景点。尽管西方将这个所谓的“红色高棉主题公园”称为“黑色旅游景点”，但包括政府旅游官员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它的开发也许能为这个贫穷的国家赚来宝贵的美元。但在波尔布特的墓地，游客更是有创意，干脆往上面撒尿，拿波尔布特墓当茅房。
所以，“伟大领袖”别以为活着挺显要，好热闹，要小心死后被撒尿。
现代政治的要义，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最关键在于限制最高权力，防止“伟大领袖”的出现。而“伟大领袖”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无限扩张领袖的权力，无限缩小民众的权利。可以说，领袖越伟大，民众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民众苦难越深重！
当然，世界上也有真正称得上伟大领袖的，例如美国的华盛顿。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滥用最高权力，自觉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翻开南美和非洲各国的历史，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以民主宪法为伊始的新国家，堕落成为军事专制国家也是易如反掌。华盛顿是一位坚定的领袖，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但却无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一个至今美国仍然奉行的先例。人在没得到权力之时，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但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会主动交出自己的权力，也从来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