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她前，从未想结婚；娶她后，从未后悔。（图片来源：Pexels）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书信往来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我的丈夫钱钟书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爱的焦点”。
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怀孕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具玩性、爱女至深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文章截选自〈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我从未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