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每一个消防署内，均有红白两车
【看中国2015年11月30日讯】今天浏览新闻，看到一条“客机门”事件，说一位中国的记者乘客在南航客机上得急病，先是机组与机场为客机打开舱门问题推诿了50分钟。接着是机组与急救车为谁应该抬这位病人下机扯皮了好久，最后还是病人自己忍痛爬下客机。在接着，首都机场医院说病情复杂无能为力，把病人推给了999急救。999蒙病人说：朝阳和协和都挂不上号。结果把他强行拉到了清河999急救中心。999的主任说“你吸毒”！病人怕给治死了，要求转院。999愣是不给转，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幸亏是在这位记者病人在昏迷前给两位医生朋友发出了求救信号，最后终于被送进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手术室，否则就要肠穿孔。
读完这一条新闻，我庆幸这位记者朋友命好大！我也得存几个国内医生朋友的电话号码！
其实，在批判南航机组、机场、救护车、999的人性与道德问题之外，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的救护体制。
我还是想拿日本说事——虽然有些网友会反感。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这个社会最为合理的一项制度，就是救急制度。
日本的救急电话是“119”。大家知道“119”是世界通用的消防电话，怎么会跟救命搭上钩？其实，日本的“救命中心”是跟“救火中心”合二为一，设在消防署中。也就是说，消防署管“120”，每一个消防署内，均有红白两车。
日本的消防署（消防队）属于政府机构，消防队属于公务员，因此它是职业消防体制，而不是义务兵役制。
在日本，“政府机构”给予人的第一个概念，便是它不是“管理机构”，而是“服务机构”，因为你是拿国民的税金养着的。所以，政府机构不卖力公务员不尽责，老百姓就可以骂娘追责。因此，按照一般的理论，政府机构必须以满足纳税人的要求为最高宗旨。
我问了我们通讯社的日本人老编辑，他说日本很久以前的救护车也是在各个医院里，但是遇到了医院间相互扯皮推诿的问题闹出了人命，于是政府将“救急责任”收回，实行政府统一管理，并将这一份重责交给了消防厅，因为消防是24小时待命，同时布点众多，行动迅速，出了问题容易追责。
于是，你在日本可以看到这样一道风景：遇到火警时，红白两车是同时出动。而当你打“119”时，接线员问你的第一句话，是“救火还是救急？”
由于救急系统属于政府系统，而且消防署中的医生都是专业的救急医生，因此，在接到病人后，救护车不是把病人往自己系统的医院，或者关系户医院里拉，而是由救急医生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往哪一家距离最近最专业的医院里拉（不管公立还是私立医院），以实现最合理最迅速的救治。当然在送往相关医院前，救护车会预先通知医院，了解医疗情况，落实救护准备。
日本救护车内的设备配置
我不了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救护车的配置情况。在东京都，共有23个区26个市，像我所在的港区（类似于北京的朝阳区），总共有4个消防署，并下辖12个消防派出所，加起来总共有16个消防队，也就意味着有16个救护车的出动点。同时，港区内有16家综合性医院。而港区内居住的人口，包括外国人在内，是2万多户人家，共24万人。我曾经帮一位倒地摔伤的老人拨打过119，5分钟之内救护车就赶到。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机场的医疗救护体制。北京首都机场是中国最大的机场，也是中国的一大门户机场。2014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第二，全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8612万人。但是，机场以及机场附近，像样的医院只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别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急救中心”，而且还只是一家二甲医院，距离机场航站楼有4公里。如果再要找一家大医院，那就要跑到10公里之外的地坛医院了。
而日本的成田国际机场，也是日本最大的门户机场，远离东京（车程1个多小时），位于千叶县成田市（人口11万）。2014年，成田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3559万人（其中外国人旅客1000万，排名世界第五位），旅客总数不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一半。但是，在候机楼里，它有3家医院，包括日本医科大学成田国际空港医院（24小时医院，医护人员有权直接进入候机楼、停机坪以及登机治疗。）而在机场候机楼周围3公里之内，还有成田红十字病院、综合医疗中心成田病院、圣玛利亚纪念病院三家大型综合性医院（按照中国的概念，都是三甲医院）。其中，成田红十字病院建有国家特别指定的传染病隔离治疗区。这些医院的布点和规模，完全可以满足大型空难事故的救急（希望不要发生），更何况救治一名普通的肠胃急患病人。我还想强调一点的是，这么多的医院能够开下去，说明它还是能够盈利的。
所以，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成田国际机场的医疗救治环境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是一般的落后，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在医疗资源配置，甚至在机场应急救难的预案机制中存在着很大问题。
如果，中国的这一位记者朋友发病在日本的成田国际机场，估计能够在30分钟内得到最有效的治疗，而不需要跑遍北京城折腾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