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陈寅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网络图片）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1949年与妻子俞大絪拒绝蒋介石抢救他们去台湾，从香港回北京。文革时红卫兵相继折磨曾昭抡和俞大絪，两人相继被折磨死，曾氏文化香火熄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我看胡思杜与胡适这对子与父，使我想起爱因斯坦儿子与爱因斯坦，父亲20几岁就大红大紫，大儿子却不会过马路。
一代大师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据传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我看陈寅恪选择不如胡适，买错了留守大陆的期货。
丰子恺，漫画大师，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而遭迫害，1975年9月15日死亡。其《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兼备诡诈和凶残，超越人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与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我是从古典文学走入西方哲学和历史的，很长时间对古典文学甚至历史都处于冬眠状态，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刘盼遂从古典文学视角看毛泽东非贼，视蒋中正不正，看来是理学僵死之必然。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詹安泰跟刘盼遂一样，都不幸思想陷入明清理学僵死的沼泽，不辨正邪才被恶治。
吴宓，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虚心好学，文革时期在一次批斗会上已经72岁高龄，还被勒令下跪两个多小时。会后答问“身体可吃得消”，说“跪着比站着好些”。这真可谓明哲保身的高人，但又何尝不是为选择错误而受惩罚呢？
萧光琰，化学家。中共建政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继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妻子和女儿也都自杀。我们可以说中共这是过河拆桥，也可以说萧光琰罪及全家。石油化学是西方事物，引入中国跟孙膑传兵法必定带来灾祸而受刑罚相类似。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1956年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为中共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就是《易经》太极(0、1)式阴阳话语，这种简明的进位话语在中国是“礼为教，和为贵”，在欧洲变异出“法为权，斗为乐”。引进如此技术的人很难寿终正寝。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30岁时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1976年51岁跳楼自杀。古代孙武、范蠡应天象而动，功成身退，生有美名和全身或荣华和富贵。周寿宪为毁宪政的中共红天效力，最后成为精神病人跳楼自杀，生无荣耀，死带罪名，这可谓邪道祸福完全颠倒。
虞光裕，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三个月后才到大陆。1956年主持研制大陆的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表面上看，这好似好人无好报，可如果虞光裕根本就是为中共服务而安排的卒子，过了河能好死吗？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文革时被逼交代“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钱晋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而是共产党的编外忠诚战士。中共承传共工氏“任智刑而强霸”的“乱天下”邪术，钱晋之罪和死是以奴隶之血祭红旗。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1952年回国，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博士成为饿死鬼，周身皮肉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和一副骨架。如此惨事既说明中共邪恶至极，也说明一个人选择根本错误的后果多么严重。
综上所述，无论学国学或搞艺术的人，或者西学或理工学者，既没成为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公社)人民(简称公民)的基督徒，又失去孔孟“克己复礼”的仁爱之心和“贫穷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三不”品格，配合中共诱骗大批留学的科学家回国，为中共极权专制的工业和科研卖力，最后卖的都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