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多事之秋的四川文坛
忠诚不等于忠心，傲气不是傲骨。
自古文坛有才华的年轻人，少有不狂傲的。如果生逢明君，也许只会被申斥几句，或贬官戍边，几年后又回归朝廷效劳；如果遇上暴君，恶君，不死也得脱层皮。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就在于他们遇上了一个几乎是前无古人，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绝代暴君。尽管他们忠诚于统治者，但却为毛泽东所不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给果这些人不仅毁了自已的一生，还祸延妻室，殃及父母，牵连子女，甚至亲朋好友也无端受害。使多少家庭破碎，白头人反送黑头人；鸳鸯离分，有情人竟成陌路人。在神州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一，中共文学创作只能歌功颂德
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发表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生活在前进》，收到了一笔近五百元人民币的稿费。1956年的五百元人民币是笔巨款，那时大米每市斤大约五分钱，猪肉每市斤不足六毛钱，一间五六十平米的住房也就五六百元，可没人去买，认为那东西是累赘、把柄，共产党治下的国家拥有房屋田产是罪恶，社会主义社会讲平均，操那份心干什么？
我心里最羡慕的是手腕上有只好表，罗马表时兴贷，便花了一百八十元钱买了一只。四川出版社编辑杨干廷没有表，借去两百元也买了一只。他年长我几岁，长于编写连环画脚本，1954年他在市郊西城乡体验生活认识我，自此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后来也成了老右，送到西昌会理改造，1961年偷跑回成都曾和继母来旺苍劳改队看望过我，1980年落实政策回到机关后，又是我婚姻介绍人，不知为什么后来猝死在大街上。
由于我有了短篇小说集问世，又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名声，很快成了省里有点小名气的青年作家，常常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大多数是求教，真实目的是希望帮助他能在报上发表作品。五十年代青年是理想的一代、狂热的一代、也是幼稚不成熟的一代，热衷于出名，不太看重金钱与物质享受，总想为这个社会、国家做点什么？因此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毛泽东叫干什么就做什么，纯洁无尘没有自我，更无鉴别与判断能力，故为后来的人生构筑了悲剧的色彩。另有不少来信关心小说主人公刘小云的命运：他上后团藉得到恢复没有？官僚主义李运区长受到上级批评没有？投机专营的方顺风假面具被揭穿没有？不难看出他们把小说中的人和事视为真实的事情，不知是艺术的虚构，才那样关心结果。出于对读者负责和自身名利的意识，我开始考虑写续篇。
这一年十一月，四川省文联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我作为成都市正式代表应邀出席。在这个会上，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优秀短篇小说集《深山初雪》，我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被收其中。省文联党委负责人之一、创作辅导部长李累同志，在代表省文联党组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不但肯定了我的创作思路，还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列为四川解放以来最好的一篇小说。为此，我成了会议明星人物，也成了争论的焦点人物。在大会分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不同意我创作的思维与所写的题材，他们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以颂党之功、歌党之德为主，要大写特写社会主义建设中主流的东西。主流是什么？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小云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它是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不能去表现它。党永远是伟大、正确、光荣的，如果有缺点错误仅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支持我的人认为文学是人学，不是政治宣传品，作家要面对生活、面对现实，主张打破条条框框，写真写实，注重人性，既不歪曲生活也不能粉饰生活，社会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不能回避。这两种意见在会上各不相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我自然是第二种意见的代表，认为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是对人民的负责，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是不敢面对生活的伪君子！我在发言中说：人有多重性格，纵是胸前戴满奨章的英雄不等于灵魂品质是高尚的。另外，在文学的典型性上争论也很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典型就是一个，在特殊环境里的人与事就是典型。反对者认为典型是集中的表现，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没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就不是典型。所以在现实中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是非本质的东西，不具有典型意义，作家、艺术家不应该去揭示，，如要坚持发掘表现，就是有意地歪曲生活。不过这些争论，当时仅停留在学术思想的理论上，没有上纲上限，不属于阶级立场问题。后来毛泽东才定调说“百家争呜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自此“反对歌功颂德，打破条条框框的人”成了万劫不复的“老右”。
我坚持主张写自已熟悉和看见的东西，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管它什么主流与非主流，只要有冲动就写，走苏联报告文学家奥维奇金的路。于是，在构思刘小云命运的艺术形像上，他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我的结论是：当一个国家体制构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上，必然造就成千千万万的官僚主义者。而这些占据着一个单位、地区领导权的官僚主义者，在决定任何一件事情时决不会按制度或法律去行事，总是以好恶、爱憎去处理一切。因此，在官僚主义体制下的刘小云式人物，永远是个失败者的悲剧性人物。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上一级党委与政府在处理下一级党委与政府管辖范围内人民的申，都是层层下转人民来信，这等于把申人交到老虎的口头。团省委在收到刘小云的申诉来信后，也必然按此程序如法炮制。为此，刘小云的问题不仅未获得解决，反更一步激化了他和李云成的矛盾，当然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打击。他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央，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起来。一夜，他翻窗潜逃，跑向北京，告状去了……
这就是我两个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的整体思路，也是创作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表现，必然为时代所不容。在续篇落笔前夕，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先生陈明乘火车经宝成鉄路来成都检查工作，李累部长把我作为四川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介绍给她。丁玲女士看了第十期《草地》文艺月刋上我的那篇小说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
丁玲，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被国民党特工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边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中共执政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
我能为她召见当然感到荣幸。那天，她穿着一身浅灰毛料连衣裙，略施粉黛，足下丝光袜、高跟鞋，使年近五十的她，显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要不是身段矮胖，还以为才三十多岁哩。她注目地打量我一番后，便毫不埯饰地说：“晓枫，你有生活功底，文笔也流畅，在文学创作上大有发展前途，但你的文化知识和艺术技巧还很不够，要大量读书，加强学习，不过……”说到这里她有些迟疑，祥和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似乎心中有什么难言之隐，沉黙一会儿后才继续说：“我建议你暂不要写这种题材，写什么，看看再说……”
她欲言又忍的表情，使我猜测好久好久。半年后经过“反右斗争”才知道，此时的丁玲巳经失宠，她和《文艺学习》主编陈企霞已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但下面谁也不知道，还视她为中国文学艺术的领导人。1957年“反右”中，又不知为什么她和文坛另一名宿将冯雪峰穿上了“连裆裤”，成了“冯丁陈反党集团”，此后送北大荒改造。自此我才明白：中共的文学艺术创作只能歌功颂德，决不淮你说三道四，要么闭上你的嘴巴，要么当终身罪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丁玲和我一样获得“改正”重反文坛，但不可思议的是她仍然极左，仍视整她害她一生的毛泽东为“伟人”，而我却视毛泽东为寇仇，冰炭水火决不两立。
二，小生命降临不是时候春风得意马蹄轻，正是少年发奋时。
绞杀一天一天向我逼进，我却全然不知，还视自已是个幸福中翻身的工农青年作家，仍狂恋着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一则日记上还这样写道：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会变成珍珠，石头会化作黄金。为什么青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领袖把我培养，是党把我鋳造。我在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得更好？……”
1956年元旦后的第四个工作日，我坐在办公室桌边改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我放下了手中红笔，拿起听筒问：“喂，哪里？我就是。……”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姑娘声音：“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爱人为你生了一个千金，九磅重，胖极了……哈哈……”
肖青大姐闻声后笑着说：小黄，你真幸福，还不到二十二岁就当爸爸了！我叔叔在你这个年龄还被关在国民党监狱里……
她的叔叔是个地下工作者，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我不愿引起她的伤心回忆，笑笑道：血润中原肥沃土，寒凝大地发春华！没有烈士们的昨天，哪有我们的今天？没有想到，中国的今天比昨天更可怕！
我向总编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车，喜滋滋地向市妇产科医院奔去。寒风扑打着我的面额不感觉得冷，飞雪灌着衣领不感觉得冰。我只感到车速太慢，可双腿的运动已到了最高的极限。对一个20多岁年轻人来说，做爸爸似乎为时过早了一点，感到自己还没有脱孩子气哩！一月前我曾问妻子：“她落了地是不是就会叫我爸爸？”妻咯一笑，捅我一拳道：“哪儿那样快，至少一岁后才会叫爸爸妈妈。”我想了想，望着她圆滚的腰肢又问：“他怎么知道我是他爸爸哩？”妻瞪我一眼，憨嗔地道：“傻瓜，说些什么，难道会是别人吗？”我大笑起来，捧着她的头热烈地吻。妻爱怜地推我一掌：“还是那样轻狂，二天孩子会笑话你。”她嘴上虽这样说，却柔顺地倒在我怀里，红着脸悄声道：“近来没满足你，怨我吗？”我把嘴唇留在她光洁的脸蛋上，轻轻摇摇头说：“我使你受累了，你才该怨我。”她深情地哧哧一笑：“快啦，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嘿，转眼我就真做了爸爸。
进了产院，见妻安稳地睡在洁白的床褥上，脸色潮红，微闭双眼，疲倦极了。我不愿惊动她，进门后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地睁开眼，见是我，笑了，兴奋的泪水落了出来，从被窝里伸出无力的手。我把她的手举起放到嘴边亲吻，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每天都来看你。”。自此，我每天按时到产院视妻，每次来都把继毌熬好的仔母鸡汤盛在个瓦罆里，惟怕天寒地冻凉了鸡汤，总是用厚厚的绵布包裹着瓦罆，然后坐在床边将热腾腾的鸡汤，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按照产院规定：初生婴儿在七天内不能接触院外人员，以免引起感染。每到婴儿喂奶时间，便响起电铃，催离探看家属。我连续三天也没有看到孩子，心里痒滋滋的，妻子看出我的思想，给出了主意，叫我听到电铃响时暂时离开，待一刻钟后再来到产房，如果护士问就说忘了钥匙。这个办法终于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么孩子啊！既不会叫爸爸，也不会叫妈妈，裹在围裙中，两眼紧闭，头和脸红红的像个血球。对孩子未来，我没有作过多的考虑，因为一切有党和毛主席早为我们安排。我信笔在日记中写道：“生活是这样的美妙，社会是这样的和谐，国家是这样的光明，领袖是这样的伟大，我们孩子的命运，我们孩子的前途，党巳经给她安排好了，用不着我们做父毌的去操心”。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几乎句句是黑色的幽默。
家庭有了孩子，一下热闹许多，也一下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奶嘴、奶瓶，尿布、尿片，哭声、笑声，把屋子装得满满的。我一天跑进跑出，累得满头是汗。要不是有继母调教，不知乱成什么样。在这段时间根本无法写小说，连文联也很少去，每天下了班就往家里跑。家不但给我欢乐，还给我充实。此时我才知道人为什么要有家？家是力量，责任，港湾，绿地，缺什么她就是什么！当孩子刚睁开眼，我就跑到百货公司去买玩具，东挑西选，买回一个当时最时兴、价格最昂贵的机械爬娃。妻一看笑着批评道：“你这个当爸的，连玩具也不会买，这是一两岁孩子玩的。”我咧咧嘴笑着辩解说：“我和她一起玩。”妻无可奈何地一笑说：“我又多了一个大孩子啊！”
孩子满月后，我抱着她逗玩，只要把爬娃发条一扭，爬娃便吱吱地蹶着屁股，在桌上爬来爬去，吓得孩子又哭又叫。妻在一旁道：“怎样？你这个大孩子一人玩吧。”我佯装生气道：“不，我要和她一起玩，玩到她长大成人！”妻咯咯笑了，笑得好开心。可我没有陪着孩子玩，更没有陪她玩到长大成人，不足一岁我就负枷带铐离蓉而去，去到天涯海角，自此东西南北，天各一方，仅留下一个一个带血带泪的回忆：梦里不尽思儿泪，多少春来无泪痕？十年后（1966年）一天，我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忽然看见劳改队分队长吴家恒，带着孩子经监门，突有所感，信笔写成此诗：你是我生命的火花，你是我留下的希望；你是情的凝结，你是爱的奔放……屈指算，年已近10岁，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模样。不是我忍心把你割舍，是命运要这样强作主张！不知你现在在哪里？农村、城市、学校、工厂……你不要自暴自弃，你不要悲观失望；你应该刻苦求知，你应该发奋图强！没有知识——愚昧昏沉，没有知识——难把帆扬！尽管我被知识毁灭，罪在所谓反党文章；但我仍然热爱知识，仍坚持学习，不负流光！那管千百次批斗打击，那怕遍体的绳痕鞭伤。决不向专横强暴低头，生命呵！多么需要知识的雨露、阳光……因为历史奖励的是勤奋，公正的法律是保护善良！我不相信恶棍们逍遥永远，更不相信自己终身禁锢铁窗！孩子，希望你好好学习，孩子，希望你天天向上！你是革命新的血液，你是祖国未来栋梁！飞吧，迎着暴风骤雨，管它千尺狂澜还是万丈恶浪！只要插上知识的金色翅膀，就会在宇宙中自由地飞翔，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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