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反”、“五反”运动风暴
三、在市税局抓“老虎”
到了1952年4月，“五反运动”突然降温。后来才知道，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自杀的原因。59岁的卢作孚先生，是周恩来亲自说服动员，才从香港率四十多条轮船回大陆的资本家，他为“解放”后新中国恢复发展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在毛泽东《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后13天，亦该公司开展运动的第一天（1952年3月8日）服毒自杀，有人说这是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以死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尸谏”，故在国内外以至在共产党的高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再加上上海、北京等地不少资本家的自杀，运动才逐步缓冲下来。也就在此之后，茶叶业的“五反运动”落入低谷，不在死迫硬逼资本家赔退。在这个时候，我调到成都市税务局去揪“大老虎”。行前领导向我们布置工作时说：市税局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机关，干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员，有很多是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贪污分子，因此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调你们去就是揪出“大老虎“。
在我们去前，市税局就揪了一个姓邱的“大老虎”，贪污数额高达六十多亿（旧币，相当于人民币六十多万元）。
成都市税务局在提督街，下辖八个分局50多个稽征组，此时已基本不办公，人员集中在鼓楼街一处大院子里学习，人员分编为12个小组，吃住一起，行动统一，大门有卫兵守护，外出得有门条。表面上是学习，实际是集训追查问题。每天从早到晚依次逐个检查交待，然后由大家帮助分析找问题，再根据各人的检查交待由打虎办确定追查对象。我这个组共有16名组员，有12人是留用人员（国民党时代的税工），他们精通业务，曾是各基层单位的股长或稽征组长，直接和工商业主打交道，均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另外一人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没有文化，几十年不是当亊务长，便是当伙夫头，来成都后安排在市税务局后当总务，负责操办伙食。俗话说“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因此也作为怀疑对象编入这个小组。但领导却再三向我交待，老耿的问题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两人是“打虎手”。根据市委的估计，大小贪污犯不下六十人，应占市税局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大老虎”要占一半。按此推算，我们这个十三人的学习小组，至少有六个“老虎”。任务真够大！
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胆怀疑，找出重点，抓住老虎，穷追不舍”。作法是先学习中央和省市文件，然后对照检查，大家帮助分析批判，人人过关提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姓王的小税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税科科长，是个老实巴焦的二杆子，有天生的表现欲。在一次自我检查中，他说：“感谢党和毛主席及时开展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不然我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接着，他举了个例子，有个电器行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被我发现后立即抓住不放。这个资本家很狡猾，先是认罪认错，痛哭流涕地骂自己。后来却非得请我吃饭，叫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其实他在表功，想显示自己能力强，革命立场坚定。我们却认为他，是不经意地暴露了问题。立即抓住他空隙，穷追猛打不放。我不动声色地，笑笑问：“你去了吗？”
他眉毛一扬，嘿嘿一笑道：“去了，当然去了。怕什么，吃就吃。我心里想，吃了你的饭，该罚的照罚……”
“不对吧，“一位同我调来的打虎队员，岔断道：“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你怎么还会罚人家呢？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罚啦”他得意洋洋，还用竹棍剔着牙。
“罚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两百万（指旧币，一万元折合现人民一元，即200元）。”他笑着伸出两个指头。
“应该罚多少呢，不只两百万吧？他那么大一个电器行，一月进出业务几十亿，就是偷一个亿的税，也该罚二千万啊！你才罚他两百万，这顿饭的代价未免太昂贵了吧？”另一位打虎队员分析道。
他语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似乎发现自已钻进了个自编自织的套子，出不来了。我趁势进逼说：“王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思想动机是好的，能主动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进步的，是靠拢组织的表现，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看得出你还有顾虑，想留一手。我们希望你拿出勇气来，一定要脱光裤子割尾巴，才能轻装上阵。”
当时就用这种公然侮辱人的话，把说清问题称为“脱裤子，割尾巴。”完全不视人为人，大家习以为常，恬不为怪。
于是，大家跟着我的调子，你一句，他一句，分析批判起来，积极引向纵深。在猛烈炮火的围攻下，他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开始承认，他不仅吃了饭，还接受资本家送的烟和酒。大家又帮他分析提高，既然收了礼，没有不收钱的道理。我便进一步动员他坦白交待，立功受奖，相信领导，靠拢组织，不要有任何顾虑。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终于承认从资本家手里接过八万元的红包（那时我们供给制干部每月是一万二千元人民币，处局长是五万元人民币）。
猎物出现，我甚为高兴，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研究后指示：这仅仅是开始，他决不是几万元的问题，是几十万几百万、上亿的问题，要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根据领导的布置，我们集中力量，马不停蹄，日夜追击。采取以逸待劳，分成三个小班，用“车轮战术”对付他。并一再向他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引”和“诱”的策略与强打猛攻、双管斉下手段的重击下，他从八万元的红包，节节上升八十万、八百万、八千万、八个亿、八十个亿，成了全局全市打出的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离单关，消息见报。
我所在的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只，在整个“打虎队”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领导的表扬。我对自己的诱骗行为，一点不感到脸红，反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在忠实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做着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对揪出的“老虎”毫不怀疑他们的虚假性，不是变相的逼供信，是他们主动的坦白交待。当时，市税局关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个之多，这些人全关在机关后一排的小房子里，日亱有人监守，吃钣解便才准外出。个个蓬头垢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弯腰，一付惨分兮祥子。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姐姐“姻亲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学生，解放前就在市税局作课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神极了！现在倒楣透顶，关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脏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认识。我心里在想：“这个人怎么也成了'大老虎'？”
一个晚上，老耿没事和我闲聊，他一边叭哒叹哒吸着北方特有的旱烟杆，问我：“小黄，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铙人处且铙人。”
我迷惘地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继续说：“这十几年我看得多了，从延安整风到大生产，只要政治运动一来，那次不揪十个八个，可运动一结束，大家又一锅吃饭了。小伙子，你才跨进这个门坎，今后的路还长啊！”
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不敢回顶他，别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开这亊，问：“过去说的大生产运动，是不是开垦南泥湾？”
他一下来劲了，满脸红光，精神显得异常兴奋，说：“可热闹了，白天开荒，晚上纳军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气，手又巧，得过全师模范。”
我又问：“粮食收得多吗？水稻还是小麦”
他愣愣说：“什么水稻、小麦，那是个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意即土地贫瘠），根本长不出庄稼。全种的是鸦片。”
我瞪双大眼晴，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不是犯法吗？”
他哈哈地笑起来说：“闹革命，干什么都不犯法。小伙子，你知道不-——”，他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一亩地种粮食，收三百斤棒子顶上天，可一亩地种上鸦片，就能换回一百亩地产的粮食，那可是黄金啊！把鸦片换成钱，买布料、药品、枪枝弹药，闹革命呀，管它干什么，只要有利。”
我哑了，心里在问：“南泥湾竟然是种鸦片的地方吗？这不是坑人害人么？”不过我从不敢向任何人说起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几十年从不间断问自己：“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地方吗？”现在无数人和无数材料已证实，南泥湾就是种鸦片烟的地方。
“三反”最后一个阶段是退赃，谁知成了大问题，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无论怎样逼也逼不出。于是，自杀亊件成了运动的主轴戏。
有天，一个山东汉子、原六分局稽征所的张姓所长，被打成“老虎”后，爱人向他提出离婚，加之来去有人跟着，没点自由，覚得很没面子。那天吃午饭，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进厨房，抓起一把锋利无比的莱刀，就像吹口琴样，对着喉咙来去抹，顿时鲜红的血，喷了几公尺远，吓得饭堂里的人鸡飞狗跳。另一个是姓苏的女税工，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打成“老虎“后退不出赃，一个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机，用根绳子吊死在梁上。还有一个姓陈的年轻姑娘，也跳在井里淹死了。所幸运动很快结束，好些问题不了了之，不然还会屈死多少人哩！
一天，市局党委召开中心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贪污分子的退赃问题。主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说：“黄同志，有人找。”
我眼也不看，道：“没时间，叫他等一下。”
刘老头不肯离去，说：“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
我嘟哝一声：“乱弹琴。”正在思索问题，郝局长扔掉烟头，笑嘻嘻问道：“什么事？这么重要。喂，刘老头，是男还是女？”
刘老头应道：“一个姑娘。”
“姑娘？”郝局长咧开大嘴一笑，催着我说：“快去，快去，媳妇都找上门来了。”
他一句玩笑话，逗得参加会的同志纵喉大笑，弄得我一副窘态，脸红得像个西红柿。
出得会场，穿厅过院，我一边走，一边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想来想去，没个结果，步入会客室，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脸儿红润的姑娘好面熟，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
她笑盈盈地从木椅上站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
我们相视对坐，久久没有说话，我一边打量她，一边心里在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姑娘了……”
“昨天才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在这里。”她说，声音还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妈妈听人说你，您调到税务局来了，工作很有成绩。”
对她的称赞我并不在意，觉得勉强、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这次回来要住多久？“
“不走啦。”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浮起两片乌云：“唉，真倒霉，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来。”
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耸的胸脯像压迫人的山峰，老是在我眼前转，使人有点喘不过气。
“妈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成都不少单位要招人，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忙？“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一字字，酸得人心痛。
我虽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有什么办法，在这个讲“阶级斗争”和“政治立场”的年代，谁叫我过早的成熟，追求进步，一个人做什么事，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讯地址，我和领导研究一下，回头告诉你，如何？”
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留下通讯地址悄然走了。
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半个月后接到她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要活下去呀？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水，却在我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迹。解放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解放后一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同时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作在故乡住下来，使受伤的心能得到一丝抚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好又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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