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20)(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作者:铁流 发表:2015-09-18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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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三反、“五反运动风暴

三、在市税局抓“老虎

到了1952年4月,“五反运动”突然降温。后来才知道,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自杀的原因。59岁的卢作孚先生,是周恩来亲自说服动员,才从香港率四十多条轮船回大陆的资本家,他为“解放”后新中国恢复发展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在毛泽东《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后13天,亦该公司开展运动的第一天(1952年3月8日)服毒自杀,有人说这是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以死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尸谏”,故在国内外以至在共产党的高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再加上上海、北京等地不少资本家的自杀,运动才逐步缓冲下来。也就在此之后,茶叶业的“五反运动”落入低谷,不在死迫硬逼资本家赔退。在这个时候,我调到成都市税务局去揪“大老虎”。行前领导向我们布置工作时说:市税局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机关,干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员,有很多是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贪污分子,因此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调你们去就是揪出“大老虎“。

在我们去前,市税局就揪了一个姓邱的“大老虎”,贪污数额高达六十多亿(旧币,相当于人民币六十多万元)。

成都市税务局在提督街,下辖八个分局50多个稽征组,此时已基本不办公,人员集中在鼓楼街一处大院子里学习,人员分编为12个小组,吃住一起,行动统一,大门有卫兵守护,外出得有门条。表面上是学习,实际是集训追查问题。每天从早到晚依次逐个检查交待,然后由大家帮助分析找问题,再根据各人的检查交待由打虎办确定追查对象。我这个组共有16名组员,有12人是留用人员(国民党时代的税工),他们精通业务,曾是各基层单位的股长或稽征组长,直接和工商业主打交道,均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另外一人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没有文化,几十年不是当亊务长,便是当伙夫头,来成都后安排在市税务局后当总务,负责操办伙食。俗话说“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因此也作为怀疑对象编入这个小组。但领导却再三向我交待,老耿的问题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两人是“打虎手”。根据市委的估计,大小贪污犯不下六十人,应占市税局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大老虎”要占一半。按此推算,我们这个十三人的学习小组,至少有六个“老虎”。任务真够大!

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胆怀疑,找出重点,抓住老虎,穷追不舍”。作法是先学习中央和省市文件,然后对照检查,大家帮助分析批判,人人过关提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姓王的小税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税科科长,是个老实巴焦的二杆子,有天生的表现欲。在一次自我检查中,他说:“感谢党和毛主席及时开展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不然我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接着,他举了个例子,有个电器行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被我发现后立即抓住不放。这个资本家很狡猾,先是认罪认错,痛哭流涕地骂自己。后来却非得请我吃饭,叫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其实他在表功,想显示自己能力强,革命立场坚定。我们却认为他,是不经意地暴露了问题。立即抓住他空隙,穷追猛打不放。我不动声色地,笑笑问:“你去了吗?”

他眉毛一扬,嘿嘿一笑道:“去了,当然去了。怕什么,吃就吃。我心里想,吃了你的饭,该罚的照罚……”

“不对吧,“一位同我调来的打虎队员,岔断道:“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你怎么还会罚人家呢?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罚啦”他得意洋洋,还用竹棍剔着牙。

“罚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两百万(指旧币,一万元折合现人民一元,即200元)。”他笑着伸出两个指头。

“应该罚多少呢,不只两百万吧?他那么大一个电器行,一月进出业务几十亿,就是偷一个亿的税,也该罚二千万啊!你才罚他两百万,这顿饭的代价未免太昂贵了吧?”另一位打虎队员分析道。

他语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似乎发现自已钻进了个自编自织的套子,出不来了。我趁势进逼说:“王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思想动机是好的,能主动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进步的,是靠拢组织的表现,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看得出你还有顾虑,想留一手。我们希望你拿出勇气来,一定要脱光裤子割尾巴,才能轻装上阵。”

当时就用这种公然侮辱人的话,把说清问题称为“脱裤子,割尾巴。”完全不视人为人,大家习以为常,恬不为怪。

于是,大家跟着我的调子,你一句,他一句,分析批判起来,积极引向纵深。在猛烈炮火的围攻下,他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开始承认,他不仅吃了饭,还接受资本家送的烟和酒。大家又帮他分析提高,既然收了礼,没有不收钱的道理。我便进一步动员他坦白交待,立功受奖,相信领导,靠拢组织,不要有任何顾虑。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终于承认从资本家手里接过八万元的红包(那时我们供给制干部每月是一万二千元人民币,处局长是五万元人民币)。

猎物出现,我甚为高兴,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研究后指示:这仅仅是开始,他决不是几万元的问题,是几十万几百万、上亿的问题,要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根据领导的布置,我们集中力量,马不停蹄,日夜追击。采取以逸待劳,分成三个小班,用“车轮战术”对付他。并一再向他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引”和“诱”的策略与强打猛攻、双管斉下手段的重击下,他从八万元的红包,节节上升八十万、八百万、八千万、八个亿、八十个亿,成了全局全市打出的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离单关,消息见报。

我所在的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只,在整个“打虎队”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领导的表扬。我对自己的诱骗行为,一点不感到脸红,反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在忠实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做着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对揪出的“老虎”毫不怀疑他们的虚假性,不是变相的逼供信,是他们主动的坦白交待。当时,市税局关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个之多,这些人全关在机关后一排的小房子里,日亱有人监守,吃钣解便才准外出。个个蓬头垢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弯腰,一付惨分兮祥子。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姐姐“姻亲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学生,解放前就在市税局作课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神极了!现在倒楣透顶,关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脏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认识。我心里在想:“这个人怎么也成了'大老虎'?”

一个晚上,老耿没事和我闲聊,他一边叭哒叹哒吸着北方特有的旱烟杆,问我:“小黄,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铙人处且铙人。”

我迷惘地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继续说:“这十几年我看得多了,从延安整风到大生产,只要政治运动一来,那次不揪十个八个,可运动一结束,大家又一锅吃饭了。小伙子,你才跨进这个门坎,今后的路还长啊!”

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不敢回顶他,别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开这亊,问:“过去说的大生产运动,是不是开垦南泥湾?”

他一下来劲了,满脸红光,精神显得异常兴奋,说:“可热闹了,白天开荒,晚上纳军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气,手又巧,得过全师模范。”

我又问:“粮食收得多吗?水稻还是小麦”

他愣愣说:“什么水稻、小麦,那是个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意即土地贫瘠),根本长不出庄稼。全种的是鸦片。”

我瞪双大眼晴,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不是犯法吗?”

他哈哈地笑起来说:“闹革命,干什么都不犯法。小伙子,你知道不-——”,他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一亩地种粮食,收三百斤棒子顶上天,可一亩地种上鸦片,就能换回一百亩地产的粮食,那可是黄金啊!把鸦片换成钱,买布料、药品、枪枝弹药,闹革命呀,管它干什么,只要有利。”

我哑了,心里在问:“南泥湾竟然是种鸦片的地方吗?这不是坑人害人么?”不过我从不敢向任何人说起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几十年从不间断问自己:“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地方吗?”现在无数人和无数材料已证实,南泥湾就是种鸦片烟的地方。

“三反”最后一个阶段是退赃,谁知成了大问题,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无论怎样逼也逼不出。于是,自杀亊件成了运动的主轴戏。

有天,一个山东汉子、原六分局稽征所的张姓所长,被打成“老虎”后,爱人向他提出离婚,加之来去有人跟着,没点自由,覚得很没面子。那天吃午饭,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进厨房,抓起一把锋利无比的莱刀,就像吹口琴样,对着喉咙来去抹,顿时鲜红的血,喷了几公尺远,吓得饭堂里的人鸡飞狗跳。另一个是姓苏的女税工,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打成“老虎“后退不出赃,一个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机,用根绳子吊死在梁上。还有一个姓陈的年轻姑娘,也跳在井里淹死了。所幸运动很快结束,好些问题不了了之,不然还会屈死多少人哩!

一天,市局党委召开中心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贪污分子的退赃问题。主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说:“黄同志,有人找。”

我眼也不看,道:“没时间,叫他等一下。”

刘老头不肯离去,说:“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

我嘟哝一声:“乱弹琴。”正在思索问题,郝局长扔掉烟头,笑嘻嘻问道:“什么事?这么重要。喂,刘老头,是男还是女?”

刘老头应道:“一个姑娘。”

“姑娘?”郝局长咧开大嘴一笑,催着我说:“快去,快去,媳妇都找上门来了。”

他一句玩笑话,逗得参加会的同志纵喉大笑,弄得我一副窘态,脸红得像个西红柿。

出得会场,穿厅过院,我一边走,一边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想来想去,没个结果,步入会客室,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脸儿红润的姑娘好面熟,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

她笑盈盈地从木椅上站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

我们相视对坐,久久没有说话,我一边打量她,一边心里在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姑娘了……”

“昨天才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在这里。”她说,声音还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妈妈听人说你,您调到税务局来了,工作很有成绩。”

对她的称赞我并不在意,觉得勉强、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这次回来要住多久?“

“不走啦。”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浮起两片乌云:“唉,真倒霉,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来。”

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耸的胸脯像压迫人的山峰,老是在我眼前转,使人有点喘不过气。

“妈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成都不少单位要招人,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忙?“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一字字,酸得人心痛。

我虽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有什么办法,在这个讲“阶级斗争”和“政治立场”的年代,谁叫我过早的成熟,追求进步,一个人做什么事,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讯地址,我和领导研究一下,回头告诉你,如何?”

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留下通讯地址悄然走了。

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半个月后接到她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要活下去呀?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水,却在我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迹。解放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解放后一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同时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作在故乡住下来,使受伤的心能得到一丝抚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好又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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