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反”、“五反”运动风暴
建设社会主义要钱，“抗美援朝”要钱，钱从哪里来？向有钱人要。谁是有钱人？开工厂、开商店的资本家。他们不给怎么办？这还不容易，发动个运动，把他们打趴在地上，敢不给吗？除非不要老命差不多。绿林好汉你不给钱要你的命，给了钱就饶了你，互不相关了；阶级斗争，你不给钱当然要你的命，给了钱也只能暂时饶你一下，以后还要没完没了地收拾你；你如果不给钱，不但要你的命，钱也要没收。
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争一响，黄金万两！
一、未解鞍马再征战
1951年12月末，川西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我们还来不及解鞍下马，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已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也是毛泽东一手发动和领导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学校、企业相继展开。
说句天地良心话，当时的机关干部（无论是新参加工作的还是老区来的），大体上保持着艰苦朴素本色，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穿的是蓝色、灰色的干部服，住的是从官僚资本手中接收过来的房屋（单身汉全住的集体宿舍），吃的是按级别规定的大灶、中灶、小灶，一般干部每月一万二仟元薪贴旧币（下同），（折合新币为一元二角，还得拿出百分之五十捐献“抗美援朝”），处级干部不足五万，地司级约十万元左右。难道还不艰苦吗？毛泽东就是这个德性，不搞政治运动就过不了日子，就像妓女不卖滛就没有收入一样。。
先看毛泽东是怎样为这场运动定性以及他的一系列“英明指示”：1951年12月8日他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说：“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真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1月23日毛泽东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的指示，主覌硬性地圈定老虎范围和打虎指标，他说“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他还指示“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1月18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所涉金额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近似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1月18日，认为可以再查出50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以上引文见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87页）“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藏有贪污分子，这样的有罪推定，应是中国的特产。
1月24日，在军队一份报告中他又作如下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他的“打虎预算”与日俱增。2月11日《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说，“华东局指示全区须打大老虎五千只，中小老虎二万只。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最高数字”。“华东军区打一千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预算最高的。”（《文稿》第193页）然后他就要求各区必须大致和华东看齐。这是2月11日，过了两天13日，他又批转华东军区的报告，因为华东军区的打虎预算翻了一番，增为大老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于是他要求“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文稿》第206页）到了17日，中南局又把预算提高为“大老虎八千小老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第221页）18日，他又指示说，中南军区打虎预算为大虎八百只，即华东军区的一半，而且华东军区将来大虎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因此批评中南军区“勇气不旺”。（第228页）毛泽东还规定对揪出来的老虎的处理标准：“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这话登上了1952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上。其中还有一句“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都可以处以死刑。”接着，张子善、刘青山被枭首示众。
就在这个时候，我回到三区区政府，李捷区长看着我即说：“回来啦，现工作特忙，明天就要开揭发会，你帮着去布置下会场。”
我问：“揭发谁？“
李捷区长抬起头，把一双看文件的眼睛移向我说：“公安局的李志强。”
“他？”我吃了一惊。
“他怎样？一个侦察科长嘛！”李捷燃上只烟，若有所思，静静地说：“黄牛呀，干革命和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一些同志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是英雄，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却是狗熊。李志强挺能干，可他管着公安局的那个秘密商店出了问题……”他指的秘密商店即为了破案方便，公安机关在某些行业经营了一些卧底商店。
“什么问题？”我仍惊疑不定。
“据有人揭发，说他有贪污。”他吸着烟，慢慢吐着烟圈儿说：“张区委和我都同意，只好拿他来开刀，有什么办法！革命是不讲情的啊！今后你得注意这些小事。”
记得两月前，李志强风尘扑扑来九里堤村找过我，拿出张照片叫我辩认。照片上是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长相英俊的中年人。他说：“这人叫周迅予，当过成都稽查处处长，后来还当了成都市警备司令。就是他下命令将四十二个烈士活埋在十二桥。临解放时跑掉了，从西边跑的。有人说他潜伏在农村，你们这里原是土匪窝窉，现在我们正在搜捕，如发现什么线索，要立即报告。”说完话就要走，我挽留他说：“急什么李科长，今晚我们加餐，我请你怎样？”
“谢谢你了”他快步如飞，拍着挎包里的干粮说：“我这里面装着的东西，比你肉还好吃的东西。”
难道这样的人是贪污分子？回到宿舍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的揭发会在簸箕街文化馆如期召开，李志强科长披着件军棉大衣，无所谓地笑着说：“同志们，我会贪汚吗？我搞侦察，金子、银元见得多，我光棍一个要它有何用？”
尽管他把自已说得清清白白，一尘不染，但与会的同志们不同意，有的吼有的叫：“态度放老实点，别在这里打马虎眼。”接着有人站起来揭发检举，说出许许多多芝麻蒜皮的亊，比如吸烟、喝酒的钱是哪里来的？身上穿的毛衣是用的什么銭买的？无论他怎样解释，大家都不听，非要他承认自已是贪污分子不可。北方人性格硬，他又是个自幼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出入枪林弹雨一身是伤，突然圆睁两眼，火辣辣地冲着大家吼：“老子没有贪污，你们非迫着我认，到底是什么意思？纵然贪污了，又怎样？”
他这一吼，惹恼了大家，会场乱起来，人们纷纷发言端正他态度，有个公安局的年轻人，虎地跳上台动起手来，他突然拔出左轮枪，扣动板机，“呯，呯，呯”几下，好在未伤着人，他却被制伏后，当场抓捕了。他不服，仍大声吼：“老子犯了什么？十几年南征北战，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嘛！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告你们！……”
我心里在想：你告谁去，这不是毛主席一手发动领导的运动吗？
第二个挨斗争的是区政府管生活的事务长老王，他是留用人员，没有“本钱”，态度极好，别人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叫他跪下他就跪下，大家反斗不起来了。接着总务科长魏妈妈、财政科长王老头都成了贪污分子。一旦被组织上定性为贪污分子的人即要看管起来，走路、吃饭、上厕所，均有人跟着，通称为“老虎”。
正当机关“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1952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过了二十一天的1月26日，毛泽东下达了《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于是“三反运动“套上“五反运动“，一环扣一环，环环相连，这就是新中国史上的伟大的“三、五反运动”。
成都市闻风而动，成立了旨在领导“五反运动”的“成都市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我奉命调入了这个委员会。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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