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9月10日讯】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主力，那当然非以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为核心的中央军嫡系部队莫属。关于这一点，目前来自海峡两岸的不同信仰者之间或许仍存在着争议，但是身为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对于这一点可是从来都没有含糊过，并且作出过以下这样的结论：“敌军抗日力量中心不在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
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治宣传上仍强调自己是带领中国人民打赢八年对日抗战的“中流砥柱”，但是在近年来举办相关的庆典活动时，仍致力于邀请当年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参与，以确保其具有代表海内外不分党派的所有华人纪念这场民族圣战的正当性。许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一代黄埔军人，出于维系海峡两岸关系稳定的想法，确实也会出席由中共方面所举办的抗战纪念活动。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却鲜少有人予以研究。
一直要到近年来，曾经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与参谋总长，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的陆军一级上将郝柏村站了出来，对中共窜改抗日战争历史的行为进行毫无保留的批评之后，人们才开始对当年黄埔军校生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人们所最关注的议题，到目前为止可能是在于郝柏村将军的论点在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中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在对三十六名参与过抗战的黄埔军人进行了两年多的采访之后，笔者希望能就此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心得与看法。
接受笔者访问的黄埔军校生
凡是对国共关系史有基本研究者都知道，陆军军官学校的成军本身就与苏联的支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参与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第1期到第6期的学生中，有那么多共产党党员的原因。不过，这些共产党党员绝大多数都在蒋中正先生于1927年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赶出了军校与军队，所以自6期以后，除了少数依照中共之命进行潜伏工作的所谓“地下党”外，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与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以国民党的党员为主。
而这些效忠国民政府的黄埔毕业生当中，又有很多人在1945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留在已经赤化的中国大陆，并且遭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各种迫害、刑求甚至于折磨。这段恐怖的经历，让少数撑到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不敢就太过敏感的政治议题发表意见。即便是愿意对中共持批判态度者，笔者也出于维护他们人身安全的理由，不将遗留在海峡对岸的黄埔老军人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从第1期到第19期的军校毕业生，基本上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参加过对日抗战的黄埔校友。然而随着这些老前辈们逐渐凋零，如今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还能够清楚表达自己观点者，仍然是以军校第15期以后出生者居多。另外，笔者还破例纳入了两位日本投降以后才离开军校的第21期毕业生，因为他们在正式报考黄埔以前，就已经跟随西北军与游击队在华北战场上同日军作战，并且也都有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过中共8路军的经验，从而能提供我们一些独特的观点与见解。
没有存在感的中国共产党
抗战初期，由共军所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8路军”，确实曾经有与中央军、晋绥军与西北军等其他接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战斗队伍携手合作在山西战场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蹟。根据时任第9军军长的前国防部部长郭寄峤将军回忆，做为第18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甚至还因为在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邀请下出任东路军司令的原故，而一度得以指挥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国军部队从事抗日游击作战。这段时间，毫无疑问的是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合作的蜜月期。
然而，随着中共军队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开始致力于开辟沦陷区的“抗日根据地”，而对日抗战的主战场也逐渐向共产党较少活动的华中与华南地区转移之后，上述并肩作战的画面便成为了绝响。自此以后，在所谓“正面战场”与日军交战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对于8路军与新4军的存在，当然也就只能够用“无感”来形容，这或许也正是为什么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郝柏村会指出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只发挥了不到百分之五作用的原因。
除了少数留校担任教职工作，或者被派往沦陷区组训游击队者之外，大多数军校生在毕业后都会被分发到第一线野战部队担任连长与排长等基层军官的职务。在极度缺乏后勤补给与武器装备的情况下，这些接受了现代化军事教育的知识青年，往往会自觉的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甚至于不惜牺牲生命的方式，来激发那些广大来自于农村社会，根本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甚至连字都看不认识几个的基层士兵与侵略者战斗到最后的勇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牺牲惨烈的黄埔军人们，尤其是第15期以后毕业，基本上没有“国共合作”经验的军校生，也就理所当然的会质问共产党为这场民族圣战尽了哪些贡献。比方说来自于西安的第7分校的军校第17期毕业生董萍中将，在被分发到第5战区重迫击砲第1团第1营第2连第2排担任排长，在湖北省支援西北军第59军与日军作战期间就没有见到过任何共产党部队的身影。对此，态度还算谦逊的董萍将军认为中共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贡献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至于那些在云南与缅甸的同日军打丛林战的远征军与驻印军指挥官，并肩作战的对象包括了美军与大英国协的军队，甚至于由廓尔喀人、克钦人、克伦人、掸族人与佤族人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游击队与特种部队，但是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于“正面战场”上同日本人面对面交战拼出来的黄埔军校生们，就算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仇恨，也都还真的讲不出来8路军与新4军对日本的投降带来了什么样直接的帮助。
这样的态度，应该足以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对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作用之看法。此一观点有一部份确实是来自于对共产党的仇恨，但是更大一部却是根源于他们本身的战时经验，毕竟在黄埔军校生所活动的主要区域里面，真的绝少有共军在活动。或许，这正是为什么郝柏村会认为共军的贡献只有百分之五，董萍认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原因。然而，与共产党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军校生，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破坏抗战的中国共产党
除了到“正面战场”上与日军硬碰硬的战斗外，也有不少的黄埔军校生在毕业后，被派往“敌后战场”组训或者支援游击队作战。在那里，他们由于时常陷入同时为日军、和平军与共军“三面夹击”的状况，因此对于中共破坏抗战一事有更直接与深刻的体会。目前定居于洛杉矶，毕业于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的张儒和中将，就是在1943年4月以92军21师63团第3营营长的身份，在第28集团军司令李仙洲与军长侯镜如指挥下进军山东的中央军军官。
在效忠国民政府的游击队在山东接二连三的遭受日军扫荡而重创的情况下，中共透过高喊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已经成功的在那里发展出了颇具规模的武装根据地。因此，当地的8路军理所当然的将意图替国民政府在山东重新建立秩序的中央军视为头号敌人看待。据张儒和回忆，8路军为了确保进入山东的中央军被歼灭，甚至不惜勾结日本人。他表示部队刚刚到山东，就发现中共在公开场合张贴“欢迎92军入鲁抗日”的标语的方式，将国军的行踪报告给日军。
于是，92军就在日共两军的夹击之下，因伤亡惨重而于当年7月退出了山东。从此以后，国民政府再也没有机会于山东建立有效的统治力量，使得共产党在华北力量更为壮大。但是，这一切看在张儒和等在战场上有同时与日军还有8路军进行“两面作战”经验的黄埔军人眼中，就是共产党与侵略者相互勾结，破坏抗战的最佳证明。对此，老人家还做了以下诗词，以表达自己对共产党的痛恨：“少壮不识苦滋味，欲去青州，欲去青州，为打日本报国仇；而今识得奸党谋，欲说从头，欲说从头，祇道家国无限忧。”
张儒和并不是笔者访问过的黄埔军人中，唯一把中共视为抗战破坏者的，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校本部的15期毕业生何冠杰少将，就是在毕业后被分发到第39军暂编51师第1团第2营第5连第2排担任少尉排长的青年军官。由于何将军当年所驻防的大别山地区同样有新4军在活动，因此他的部队在处于同时与日军还有共军两面交战的态势中。对于这个问题，何冠杰将军指出如果当年没有共产党不断在后方偷袭国军的话，抗日战争或许不用打那么久。
另外，还有一些黄埔军校生，虽然没有被派往有8路军与新4军活动的游击战场战斗，但是却可能因为家乡已经成为沦陷区，甚至于中共根据地的原因，而对共产党产生反感。来自河北石家庄灵寿县的张梦辰上校，是军校第13期的毕业生。他在抗战爆发后，分发到中央军王牌部队第200师，驾驶苏联制的T-26战车与日军作战，从河南兰封一路打到广西昆仑关。在这些战场上，他没有接触到过任何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部队。
不幸的是，张梦辰那位于华北的老家很早就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解放区”，所以他自从走上了军人之路开始，就根本没有回家的机会。哪怕是抗战胜利以后，老先生也没有办法光荣的返乡与父母见上一面，只因为他只要一出现在8路军的控制区，就随时可能会因身为“反动军官”的身份，而遭到中共的批斗。令一位来自于河北省无极县，毕业于桂林第6分校的曹英哲少将，人虽以第54军198师特务连连长的身份，在云南与日军战斗，但是他老家的亲人却在同时在中共的清算斗争中为8路军所逐出家门。
与国军战斗的共产党
有鉴于中共利用抗战坐大的事实，国民政府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对延安实施围堵，以确保自己不会在抗战胜利后迅速遭到推翻。因此，相当数量的黄埔军校生在离开学校后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监控中共的军队，尤其是其老巢陕甘宁边区的根据地进行监控。陆军官校第7分校第16期出身的刘止戈上校，就以奉钟松师长之命到宜川云岩镇一线负责监控延安的第90军第61师182团第8连连长。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毫无疑问的是“顽军中的顽军”。
深知中共作战特性的刘止戈连长，了解8路军必然会利用夜色作为掩护，对他们的碉堡发动攻击，常常一不注意就会发生上百名弟兄被偷袭俘虏的惨案。因此刘止戈命令手下的排长们在晚上轮流在几个重要的交通要道驻防，凡是看到任何可疑人士无论是否为8路军的密探都予以拦截，让共产党无所遁形。根据刘止戈的回忆，包括他的单位在内，围堵延安的四十万国军部队装备最多的武器居然是苏联经由西北交通线运入中国，提供给国民政府用来对抗日军的莫辛纳甘步枪。
会发生这么讽刺的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有“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想法，刻意以中共后台老板苏联提供的武器打8路，而是在于西北的国军因地利之便，本来就比较容易取得来自于俄国的物资。刘止戈认为，战术的灵活与武器的性能还不是他的部队能多次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他带领下的官兵都有很顽强的心理素质，而且绝对效忠于中华民国，因此共军难以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拉拢。
由于无法在战场上与心理上摧毁刘止戈的队伍，8路军只能够对他发动政治攻势，批评他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破坏团结分子”。得到政府坚定支持的刘老先生也因此认为，蒋中正先生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他到去世为止都没有改变的反共立场。其次则是在于老总统毕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持，最后才是他领导对日抗战。身为一位两岸交流的积极提倡者，刘止戈认为中共已经以在1979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方式，证明了蒋中正先生的路线才是正确的。
但是，并非所有与共产党交手的黄埔军校生，都能够跟刘止戈一样全身而退的度过那八年的漫长岁月。怀抱着满腔热血回国，进入广西宜昌的陆军官校第4分校受训的越南华侨黄瑾瑜上尉，就在毕业后分发到做为国军精锐部队的突击总队第1突击队第2营迫击砲连第2团服务，于浙江地区同时与日军、共军以及汪精卫政权的和平军周旋。当时的浙江省已非能左右中日战争全局走向的主战场，因此突击总队在战场上最常碰到的还是中共的新4军。
也因为突击总队的装备太好，绝大多数的新4军与和平军在战场上遭遇到他们都是望风而逃。然而到了抗战末期，随着共军实力的不断壮大，哪怕是像突击总队这类精锐的战斗队伍，遇到擅于利用复杂地形与群众组织打游击的共产党，也是越来越吃力。到了1945年4月，黄瑾瑜以机枪连连长的身份随突击总队扫荡在孝丰一带活动的共军时，就遭到了新4军以优势兵力大规模包围，甚至连赖以维生的水源都遭到切断，陷入了非常危险的状态中。
虽然在第1突击队司令胡旭旴少将的身先士卒的指挥下，国军弟兄们奋勇作战，但是由于中共强制动员了大量民兵上前线战斗的原因，黄瑾瑜他们最终还是败下阵来。老先生本人最后虽然突围成功，但是他的司令胡旭旴，还有大量朝夕相处的弟兄却还是惨死于共产党的手中。这段惨痛的经验使得黄瑾瑜就此难以对共产党再有好感，因此战后回到越南的他，面对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进行红色革命的胡志明也是打从心底里的排斥。
老家位于北越谅山省同登市的黄瑾瑜，在目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在中共支持下击败了法国人之后，出于不想接受共产党统治的想法而举家南迁到在反共的吴廷琰统治下的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对于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老先生表示是在于自己与当地其他的华侨一样，只要一提起共产党就想起令人毛骨悚然的阶级斗争。出于同样的理由，老先生在1975年5月7日，也就是西贡刚刚落入北越控制后，又再度带着一家老小与七十多名的华侨一同“投奔怒海”，逃往自由中国的所在地台湾。
理所当然的，像黄瑾瑜这种曾先后历经中国与越南的共产党人追杀的黄埔军校生是不可能对抗战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有任何正面评价的。对于中共自称是对日抗战“中流砥柱”的说法，曾经在战场上击退过一次日军攻势的黄瑾瑜也是感到相当的嗤之以鼻，认为在后方扯国军后腿的共产党根本就是捡了一个大便宜而已。不过，他对于共产党围点打援的作战方式仍极为佩服，并指出打得赢才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是他们能够在中国与越南取胜的不二法门。
报考军校前遇到的共产党
许多战争结束后才从军校毕业的黄埔军人，可能在正式参军以前就已经有在成为游击区的老家遭遇到共产党的经历。比方说于军校第7分校第21期出生的李启明少将，就表示自己在抗战爆发初期曾在故乡高密县的伍莲山一带，就读过由张步云指挥的山东省保安第2师所创办的临时中学。尽管也是日军扫荡的对象，同时也与于学忠的东北军第51军关系不睦，然而张步云所最害怕的，却始终都还是在沂蒙山区与烟台外围的锯齿山一带活动的8路军。
虽在抗战期间来没有上前线与8路军作战过，但是李启明却可以从张步云的游击战士口中，了解共产党如何偷袭保安第2旅的情况。最令他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张步云曾经因为看到中共胶东军区北海银行的货币出现在自己的据点，头发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内就被气到变成白色了。随着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效忠国民政府的游击队在山东也就越来越难以生存。李启明所读的中学也因为保安第2旅难以与共产党竞争的原因而停办，迫使他最后只能够离开老家，前往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县当流亡学生。
另外一位同样来自于第7分校的第21期毕业生王柏性少校，在抗战爆发前就加入了西北军第29军132师独立第27旅679团3营11连服务，并以哨兵身份经历了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随后他又在刘汝明与刘汝珍兄弟担任军长与师长的西北军68军暂编36师服务，从二等兵一路干到军部防毒连代理连长，然后才于1942年去前往河南省镇平县参加陆军官校第7分校第19期的招生考试。由此可见，王柏性在还没有成为军校生以前，就已经有带兵上战场战斗的经验了。
王柏性表示自己在抗日战场上没有接触到过共产党的军队，既无合作也无摩擦的经验。然而他却对共产党当年所创作的爱国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大哉中华》以及《救国军歌》等印象十分深刻。尽管认为对日抗战的主要领导者是蒋中正，但是他仍认为毛泽东率领的8路军与新4军在沦陷区所发动的游击战，还是中华民国在最后成为战胜国，并得以光复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提起中共有没有抗日，王柏性认为当然是有的。
与其他黄埔学长还有同学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王柏性对于国共过去的冲突，完全采取的是“向前看”的态度，明确表示“骂毛批蒋”的流行在今天已经落后了。王柏性表示，这二十年来批评共产党的人有不少，但是却越骂越旺，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自美国以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骂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对于两岸近代一百年的历史，这位长者信奉“只提两岸合作事，不提国共两立分”的原则，将领导抗战的蒋中正与统一中国的毛泽东都视为民族英雄看待，在老一辈的黄埔军校生中非常少见。
国共之间无解的矛盾
上述笔者访问的黄埔军校生，毫无例外的都是中华民国的坚决捍卫者，还有民主制度的守护者。然而，在提到大陆与台湾未来政治走向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一个不是“终极统一”路线的支持者，并且都积极参与海峡两岸之间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对于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各种经济与科技成就，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黄埔军人们也都感到于有荣焉。就笔者个人接触这些老军校生的印象来看，他们大多数对今日的大陆已经没有什么敌意。
甚至，许多的长者也会花一番心思去对当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犯下的各种检讨进行检讨，痛定思痛的去了解为什么在日本投降之后不到短短四年的时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赶到了台湾。唯独对抗日战争解释权的坚持，他们丝毫不愿意对中国共产党做任何的退让。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黄埔军校生当年从军的理由无一例外是为了要上战场与日军战斗。而他们大多数的人在毕业后也确实如愿以偿的走上了对日抗战的最前线，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亲眼目睹学长、同学以及大量的基层士兵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而且共产党不仅没有伸出援手替国军解除压力，相反的掉转枪口来杀自己人，理所当然会让黄埔老军人们一回想起来就气愤的咬牙切齿。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在于对日抗战作为中华民国建国一百零四年以来一场最伟大的战争，是靠牺牲了众多的黄埔青年军官的青春与生命才打胜的。看在因为内战的失败而被迫与故乡还有亲人分离的老黄埔军人眼中，若连这点解释权都无法维护，那么他们将毫无疑问的失去一切。
因此对于中共自称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说法，几乎没有一个打过抗战的黄埔军校生会予以正面的肯定。今年由中共当局在北京所举办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所以遭到退役将领们的抵制，根据近年来时常往来于两岸从事交流的夏瀛洲上将描述，就是在于中共在历史的解释上走了回头路，刻意淡化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就连立场一向主张国共和解的王柏性老先生，也对此感到十分不谅解，在参与今年第7分校同学会的活动时，批判北京当局作为内战胜利者的“优越感”太过于强烈。
也正是在于抗战的历史事关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短期内要想让北京当局尊重史实承认蒋中正是这场民族圣战的领导者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与共产党想要在政治上取得全面的和解，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尤其是在郝柏村将军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后，打过抗战的老国军官兵作为中共的“统战对象”，未来价值也会大幅度的下降。或许随着这批老一代的黄埔军人们凋零殆尽，国共两党又会有新的和解机会降临，然而到了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恐怕与他们也没啥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