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15)(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作者:铁流 发表:2015-09-08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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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改岁月

二、忙中有乐儿女情

清溪碧波绕竹院,小桥流水湾。鸡鸣犬吠,花香十里,暮云处,村姑唱晚。地沃土肥生金果,夏凉冬又暖。谷穗拦道,麦苗障目,画中画,成都平原。

我爱成都,成都是我故乡!成都北面驷马桥乡是川陕道的起点。

驷马乡缘于驷马桥,驷马桥始于西汉司马相如赴京求官,与才女卓文君别离时留下的誓言:“如不高车驷马,决不过此桥”

驷马乡距成都北大门约五华里,是座石拱桥,现已不存在,掩盖于高楼大厦之中。当年它是川陕大道枢纽,来往车辆均由经此桥,从早至晚响着鞭捎的、载运棉花和粮食的骡车,以及“咯吱咯吱”推货的鸡公车,偶尔也有一二辆鸣着喇叭的卡车,扬起片片尘灰呼啸而过。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店铺,其中茶房、旅店、饭馆居多,便于南来北往的客人休息下塌。大概这儿距成都很近,故不赶场。全乡除街村外还有十八个自然村,土改团团部设在石桥左边一个绅粮(指有钱人)的院子里。此时乡农会已成为“看守政府”再没没有什么权力,仅给农民开开什么证明而矣。

我们来后,它就搬到街村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办公,可怜兮兮,冷冷落落,乡长、武装队长、文书,都是待审人员,去留与否要等土改结束,新成立的政府而定。这是既定的方针政策,新的运动不用老的运动留下的人,近似一朝天子一朝臣。

土改工作团长叫李捷,成都市三区的区长,山西人,抗日时期打游击的干部,是个小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和上进的干部。他个儿细长瘦高,走路习惯性地曲着背,对人和霭,不发脾气,腰上插只不足拳头大的美式白朗宁小手枪。

团部下设两个中心大组,各管九个村的土改工作组。李捷对我有点偏爱我,不知是我年纪小还是出身成份好的原因,他常向我说:“我参加革命和你一般大,还没有扛的步枪高。”所以一去报到,就指定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

双水碾村位于川(四川)陕“陕西”道和成“成都”彭(彭县)道之间,深藏在翠竹绿水环绕的田畴之中。村子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很大的碾房,碾房被一条石板路一分为二:一边碾米磨面,一边榨油压枯(即榨油后剩的渣)。那両条奔腾不息的河水,从远远的西边直奔而下,冲着碾房昼亱发出“咣啷,咣啷”轰鸣声,似有万马千军厮杀。碾房老板姓李,为人厚道谦和,生意上十分讲诚信,故这里碾出的米又白又净,榨出的油又黄又澄,好得不得了,深为四乡八里的人称赞。

对着碾房有六七间瓦屋,北头三间是个店子,终日售酒卖茶,人来人去显出静中的热闹。村农会的办公室正对着榨油房的石桥边上。那奔流不息卷着浪花,发着狂吼一泻千里的清清河水,流经驷马桥,再汇集上千百条小溪,倾入九眼桥下的沱江,然后汇入滚滚长江之中。

村农会办公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像下摆放着木桌长凳,每天都有几名男女武装扛着步枪在这里值斑放哨,有时也去村里各处巡逻,如发现陌生人或认为有嫌疑的人,就要进行盘问和查看路条,以防地主和阶级敌人外逃。。

我们工作组驻扎在钟家大院子,这是座百年老院子,青砖灰瓦黑木柱,一看就知是书香大户人家。红漆大门的院子前,有上马磴下马石,三重院门的门楣上,都挂有金字匾额和楹联,巍峩雄踞,一派昔日风光犹存之状。

院子主人姓钟,弟兄三人,各住一座大院。我们来前村农会早已把他们撵在最后一座院子里,一、二重院子全归了土改工作组使用。钟家三弟兄无论老小男女,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总是低着头,不敢正面窥视,就像监狱里的犯人看到狱警一样,只差没喊报告。

他家种着百多亩上等的田地,雇着两个一老一壮的长工。老的叫郭师,壮的叫马师。郭师一见着我们就回避,背地向人说:“怎么能去分有钱人家的田地,那是人家出汗出力挣来的呀!我帮了他们家几十年,没骂过我,也没克扣过我一年一担(十斗米计量,约合三百斤)六斗米的工钱,我为啥去闹?下辈子会遭报应的。”

马师和他恰恰相反,经常找着我们反映情况,说钟家三兄弟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恶,不给他吃好吃饱,年底还扣他的工钱,应该好好斗一斗。后来有人私下向我们说,马师经常去店子里掷骰子、玩牌九,还去嫖女人,知道他德性的都不请他作帮工,钟家弟兄看他找不到事,两年前才请了他。没想到现在却恩将仇报,老是说别人坏话。

看来农村也是个复杂天地,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也有人干,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但贫雇农的马师当然仍是我们的“依靠对象”。

钟家大院既是工作组的办公地方,也是土改团中心工作组的指挥部。中心工作组相当于一个工作队,管着四个村的土改工作有点权力。组长叫文理阳,市长米建书的秘书,一个很历害的女强人。她行事果断,处理问题刚强,说话时从不准许人插嘴,大家有点怕,背地里叫她“文主覌”。

村工作组加中心组有近十二个人,设有伙食团,雇有炊事员。炊食员叫夏得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会煮饭,会作菜,会讲笑话,文理阳叫我兼伙食团长,采购代管账。

一天,坐在一起吃饭,他忽然长长叹息一声,文理阳关心地问:怎么啦?他说:“快憋死我了。我‘下得海’,‘下得海’,成都平原没海只有河,要不,我早捉条鲨鱼给你们熬汤了。”大家哈哈大笑,文理阳却反感,说他油腔滑调,哗众取宠,对他不放心,叫我暗地监视他,防投毒做坏事。我心想,有这么严重吗?但不敢掉以轻心,常常呆在厨房看动静。

由于工作组和中心指挥组在一起,我又身兼伙食团长,双水碾村土改工作决定权,实际领导权在大组长文理阳手里,我仅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不过文大组长对我很器重,经常差我去团部领送材料,还专门给我一只“可尔特”手枪防身,总是“黄牛”前“黄牛”后地叫个不停。

我们每天上午汇报研究工作,午饭后下村访穷问苦,发动群众,收集地主分子和反动分子材料。农民不叫我们名字,统称工作队。我们工作组有三个人,一个叫杜斌,老区来的,一口山西话,土得掉渣,大家叫他杜老陕。另一个是姓罗的女同志,长得矮矮小小,说话尖声尖气,剪个男孩的短头发,我叫她罗小姑。她很不高兴,骂我是条笨牛。我说,我是条笨牛,纵碰上母牛也下不了崽。气得她向文理阳告状,说我流氓。文坦护我说:一句笑话就认真了,真小气!

土改队男男女女,均是清一色四个篼的灰制服,灰布帽,元宝胶鞋,女同志要不是胸前有两座“山峰”,几乎分不出男女。

土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第二阶段,划分成份,分清敌我;第三阶段,斗争地主,没收财产;第四阶段,查田评产,分田到户。

斗争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还在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钟家三弟兄就多次找到中心工作组长文理阳要交田契、房屋,表示向农民弟兄请罪。文大组长立着眉毛,大声呵斥道:“你们耍什么花样?,没那么便宜就过关。农民弟兄还得开你们的斗争会,评你们是不是守法地主。不守法,还得赔退哩!”

钟家三弟兄吓得浑身发抖,不断低声下气说:“我们有罪,我们有罪,请工作队宽大。”

就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分子,纵乖乖地交出田产也不行,必须要挨斗争,必须要“触及灵魂”实际是“触皮肉”。凡开斗争会,地主没有不下跪、不挨打、不受捆的,不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土改”,工作组立场有问题,自然一顿暴打在等待着钟家兄弟。

我每天办完伙食,向夏德海安排好生活后,便下村串户了解情况。去前先到到双水碾村农会办公室坐一坐,了解了解情况。我一去他(她)们便要和我聊天,或背着枪陪我下户,说保护工作队是他们的任务。下到村里,无论任何一家农户都十分热情,送茶、打水,有的还煮荷包蛋,你若不吃,他们便拿话激你:“工作队,我们又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呀!毛主席派你们来帮我翻身,我们真心诚意煮碗鸡蛋都不吃,难道有毒药么?”

我们只好笑着推谢,说:“这是纪律,土改队不能拿农民一针一线。”

他们听后不依不铙说:“这不是针线是鸡蛋,违反了纪律我们说去。”

面对如此盛情,我真拗不过,有时只好吃。

下村送我的多是武装班长蓝秀琼。她家是贫农,又是军属,年铃和我一般大。她满头浓密的黑发,分扎成两条小辫子,辫稍上还系一对红蝴蝶结,老是不停地在胸前脑后飞去飞来。她有圆盘脸,一双水汪汪的眼晴,胸脯高高,显示出少女成熟的美。她总是紧跟在我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切,生怕有人对我下黑手。时间长了,难免不搭讪,只我一看她就脸红,立即把视线避开,惟恐碰上我的眼晴。

一次,她十分感慨地说:“黄工作队,我真羡慕你,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将来一定是个官。”

我笑道:“儍姑娘,我们共产党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做官挣钱。”

她愣了半天,想了想望看我问:“我儍吗?”

我不好意思笑了,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也回头看她半天,从牙缝里冒出文不对题的应答:“挺漂亮!”

她哦了声,一抹鲜艳的红晕窜到了耳根。

在青龙乡回龙寺村有“百灵鸟”教青年农民唱歌跳舞,在双水碾村工作组其它两人都是比我还土的土包子。杜老陕粗嗓门,硬腰杆,吃橘子连皮吞的角色,甚至看电影不知把立着的椅板放平,还说“电影好看,就是椅子难坐”。先初大家不明白,后来闹清楚了,整整让人笑了三天。罗小姑左喉咙,又扭妮,出不了众,成天吱吱喳喳像只麻雀,别说唱歌,听说话也得塞住耳,不然吃不下饭。于是教歌教舞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不过蓝秀琼最乐意帮助我,更喜欢拉着我的手跳“二呀二郎山”的集体舞。

这些时候,我心中既惬意又迷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一天她送我下村,见四处无人,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热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叫她给我的。弄得我要不是,拒不是,心里老犯嘀咕。第二天汇报工作,发现文理阳大组长老是看着我笑,我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完了,肯定她知道了,这可是严重违犯了纪律,不记过也得挨批,定说我乱搞男女关系。

土改纪律极严格,决不允许任何人与农民有私人关系,特别是男女交往。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到文理阳说:“大组长,我犯错误了。”

她莫明其妙地看着我,愣愣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本想说我和村武装班长蓝秀琼有男女关系,到口的话却变成了“两个熟鸡蛋”。

她听后哈哈大笑,笑得眼眶呛出泪水,说:“黄牛,你真有趣,热鸡蛋就吃呗!”

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我被划成右派分子,在省市委召开的千多人揭发批判我的斗争会上,她却义愤填膺地说:“黄泽荣,晓枫,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还在一位女同志面前耍流氓(指罗小姑事)可恨不可恨?”

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口说不清。其实我和蓝秀琼两情相悦的发展并不在土改,而是我回到机关以后的事情。1952年成都市组建公共汽车公司需要售票员,因她合乎招工条件,我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职权,把她介绍了去,但后来条件发生变化,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闯入我的视线,我们仅仅成为一般的友谊,不过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纯真与憨厚。

在土改工作进入到划成分阶段,我和“文主观”发生了意见分歧。她指示我一定要把碾房李老板定为地主,还要组织群众斗争。我说,他家虽有钱,土地不多,是工商户,是不是斗争过火了一点?因为,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调查李的劣行,连一颗芝麻也抓不出。

她却批评我“思想右倾,立场有问题”我不服,说她“太主观,逼着牯(公)牛下儿”。于是,矛盾闹到团部去。李捷团长解决的办法,第二天调我回团部,负责成渝铁路修建的折迁工作。

驷马乡几个村都在成渝鉄路占地范围内,特别是街村要修交叉道,需得拆不少民房。工作务任重,时间紧迫,李捷区长不知为什么觉得我能胜任此一工作,借此把我留在了他的身边。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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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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