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胡适之》，田崇雪、刘乃顺著，上、中、下三册，台湾远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
【看中国2015年08月10日讯】历史上有过不少事例，人类社会会因为错过一位历史人物，而留下无穷遗憾。错过以事功为主的历史人物，比如张居正，人们会因万历中期之后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发出“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感叹，但对那些想从思想上扳历史道岔的人，世人很难认识他的价值。
这是我读《中国人胡适之》这本书的感受。
胡适与陈独秀：中国现化代的两大路标
关于胡适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有不少，但这年头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刘乃顺与田崇雪二位作者将胡适的一生写成长篇文学纪实剧本，就是想通过电视剧这一形式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胡适、了解胡适。由于作者本着再现历史的宗旨，因此这本书绝不是戏说之类，所言大抵皆有所本。对于那些对历史有兴趣但不想花太多精力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个好的普及读本。
我对书中再现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道不同，但友谊之弦却始终未断的“恩怨之交”很感兴趣。
陈独秀晚年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此语诚然不错，但是，就思想影响的后果来说，应该说是陈氏甚大，因为在1910-1920年代，当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一齐涌进中国之时，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的20余年间，中国青年当中的知识者，大都选择了全世界风行的左倾思潮，即社会主义思潮。
胡适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徘徊于十字路口的时期。这个“十字路口”，是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两大政治思潮进行取舍之时。其时，崇尚英美制度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崇拜法国大革命加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同时进入中国，影响的不仅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更影响到中国后来政治路径的选择，即选择以英美为代表的稳健型发展模式和以法俄为代表的激变型发展模式。
胡适留美10年，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深受自由主义的浸染，终身都对美国民主政治顶礼有加，一直将美国视为近代化成功的典范，对浪漫主义情怀贯彻始终的法国大革命则持批评态度，斥责“浪漫病”为“懒病”，不懂“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直到晚年，胡适还不改初衷：“美国开国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能在三百多年中，开拓了那么大的地域，成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乐，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一生与胡适过从甚密的陈独秀，则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写道：“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不独推崇法国人的革命精神，还特别推崇法国文学，在《欧洲文艺谈》中将法国文学艺术的各个流派，诸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介绍到中国，引发了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兴趣。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陈独秀热情洋溢地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盛赞“这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断言“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
胡陈二位，对1910-2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影响甚巨。胡适笃信自由主义，推崇美国民主，他在“五四”时期大力宣传实验主义，表面上看是在传播其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理论，但实际上是在挖掘美国民主制度的理论精髓。因此，在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民主制度时，胡适特别强调美国民主的精粹乃是民治，这恰好是当时以及后来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士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
陈独秀则从法国的大革命走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从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走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并成为中共创始人及第一任总书记，在于他深信只有效仿法俄，用革命手段破坏一个旧世界，用强力推行一种新制度，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至于陈独秀晚年历尽沧桑，重新反思苏联经验，那只是完成他退隐之后的个人思想修炼，对中国社会思潮几乎未产生影响。
《中国人胡适之》因为是纪实文学剧本，处理胡陈二位思想交锋的场景很灵活，二人晤谈，朋友宴饮、讨论杂志事务，时见二人激烈辩论。五四之后，陈独秀三度入狱，胡适均奔走营救。陈出狱之后二人刚见面，立即就政治观点争论不休。对二人这种恩怨相缠的友谊，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言做了最好的概括：“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这种君子之交，让我们这些身处今天的知识界后辈看了既感动，又深为羡慕，如今，激进日益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一言不合，激进者即在政治上宣判主张改良者“被中共收买”，期望招安，友道荡然，交谊无存。
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
胡适的政治理想，要言之，主要包括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好人政府”、民治等三方面。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胡适崇尚欧美的个人主义，认为源自欧洲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就了无数爱自由甚于爱面包、爱真理之人，然后才有欧美的文明世界。因此，当北洋政府号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换求国家的自由”之时，胡适针锋相对地对青年大声疾呼：“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反观今天，经过几十年中共意识形态教育，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大多数中国青年一代那里，已经被搅成一锅粥，个人主义被当作自私自利加以批判，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被视为不容辩驳的“真理”。
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使胡适至今仍被事功的学者们所嘲笑。2012年，《人民日报》文史论坛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政之殇”系列中，专写一篇《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称“‘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遭遇惨痛失败，……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胡适真有那么幼稚么？历史上真有过“好人政治”的实践么？
1922年5月13日，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该文是一份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政治提议。
这一提议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以“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提议”对今后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现在的具体主张是：“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等。
随后，胡适等16人草拟一份《政治计划》送呈吴佩孚征求意见，吴应承将考虑请部分社会名流组织一个新的“好人内阁”，以辅佐国政。吴佩孚这一考虑其实是买椟还珠式的采纳，完全忽视了制约权力与塑造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根本，将吸纳部分贤能组建“好人内阁”当作建立“好人政府”的全部。
即便在今天来看，胡适的主张除了第三点是针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主张因而具有时效性之外，其余的主张仍然是今天中国那些宪政主张者努力谋求而无法达到的目标。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强调的其实是权力制约，只有将权力置于监督制约之下，才能出“好人政府”，以今人的理解力，估计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一般都不会再误解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