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7月15日讯】英国BBC的纪录片《中国市长》（The Chinese Mayor），讲述大同前市长耿彦波在大同拆迁修城墙的故事。此片在中国被禁播，瑞典电视台却买来转播了好几次。我了解了导演的拍片意图，读到一些翻墙看此片的中国观众的网上反应，也读到瑞典观众对“中国市长”的批评与指责。
令人惊奇的是：一位在中国人眼中大刀阔斧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好市长”，在瑞典人看来他全都做错了，而且错得不可原谅。一个瑞典观众看了该记录片后，在网上发表了一句冷峻的评语：“中国离民主还很遥远！”
恰好，此时瑞典正在迁移该国最北的一个城市──基律纳（Kiruna）。同样是非常棘手的城市拆迁，在专制国家里，被拆迁人的权利遭到漠视并被剥夺，而在民主国家里的被拆迁人权利受到极大的尊重。笔者因此想要比较一下，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拆迁，展现出怎样不同的理念与操作程序。
中瑞观众对耿市长评价两极
《中国市长》获得二○一五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委会近距离接触奖，还出席了日舞电影节。制片人赵琦对记者谈到他拍摄此片并到海外展映的目的，说：“尽管目前中国查办很多贪官，但不代表整个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也有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认为海外观众不太了解中国，大部分透过新闻看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会对中国产生偏见。制片人希望能通过该纪录片给世界呈现出真实的中国人生活面貌。
事与愿违，尽管西方电影节奖励了这个记录片的制作，但西方观众似乎并未因此片改变对中国官吏的“偏见”，甚至更增添了某种疑虑与不满。倒是在中国观众中，这个被禁的记录片激起了一片热烈的颂扬之声。我很理解中国观众的心情。在腐臭弥漫、怠惰无能的中共官场里，突然冒出一位个性鲜明、有魄力并大刀阔斧做实事的“明星官员”，不禁让人眼睛一亮。
耿彦波所做的事情，被一些中国文人赞誉为“前无古人”。二○○八年，耿彦波担任大同市市长，上任不久便大胆宣布了一项辉煌的计划：在有着一六○○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将古城内所有的现代建筑都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市长梦想将大同市从不景气的煤矿工业城变为文化名城，建设成“旅游天堂”，以文化资本获得商业经济收入，这令一些本地人产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而耿彦波本人则是一副典型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他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亲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劳任怨工作不顾家，以致妻子到会场吵闹；他亲自处理下层官僚导致的种种问题；……。
就在耿彦波的宏伟计划不断推进时，二○一三年二月，上级突然来了一纸调令，不由分说地把耿彦波调到太原任市长去了。大同人百般不舍，民意顿时沸腾起来。人们拉着横幅走上街头，甚至下跪请愿，大声呼喊：“耿市长，留下来！”
尽管备受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好市长”耿彦波在离开大同时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首先是他拆迁了五十万人的居民房，其中不乏居无定所、倾家荡产的上访户；其次是大同耗资上百亿的造城工程烂尾，有些地方形同“鬼域”；再次，是他为大同留下三十亿美元（上百亿人民币）的债务。
记录片一开头，就出现一片硝烟滚滚如战场般的拆迁工地。五十万大同人世代居住的数千栋房屋，一下子就哗啦啦地给拆掉了。中国官员雷厉风行的强势作风，把生性谨慎的瑞典人吓坏了。一个看完记录片的瑞典朋友对我反复念叨说：“这是hemskt！”（可怕的）
一切都让瑞典人匪夷所思，他们因此向我提出不少问题：“谁给耿彦波这么大的权力拆掉五十万人的房子？”“这样拆迁城市，有没有专家论证其必要性，有没有征求人民意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居民没有安置好住房？市长考虑过拆迁可能遇到的风险吗？”“市长太太怎么能够到工作场所吵闹呢？她丈夫的问题，应该在自己家里处理。”
中国人一般不会提出瑞典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的传统是“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则是“民为父母”。中国老百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只能将自己与城市的命运寄托于一两位清官。他们被耿彦波拆城修墙计划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这位市长会“爱民如子”、造福一方。由于耿市长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无比魁伟，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做法的合理性。
在我所浏览的网贴中，只有一位网名“下载大哥”的大同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对耿市长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清醒的质疑，他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到底是应该发挥一人之力，还是应该集城市居民的全体智慧？试问作为城市的居民的我们，到底多大程度上主动参与我们自己故乡的规划建设？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那么城市的城市化就更应该听听市民的建议。”
“民为父母”，程序正义第一
即使这位罕见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大同人，也只是希望耿市长能听听市民的建议而已。而在民主的瑞典，一个城市是否应该拆迁、怎么拆迁，只有市民才是决定这一切的主人。因为人民是当家作主的“父母”，市长只是“公仆”而已。因此，耿市长那种“兵贵神速”的强拆强迁作风，在瑞典人看来是不可以容忍的“羞耻”（我的朋友玛格丽达语）。
为什么耿市长的作为会被瑞典人视为“羞耻”？这是由瑞典人的价值观决定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西方的“程序正义”原则源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是对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长所做出的公共事务决策，在瑞典人看来没有依照“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大错特错。
那么，瑞典人是如何按照程序正义的原则移走一座城市，并能保证当地的经济发展呢？小城基律纳的拆迁方式，也许可以给中国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律纳位于北极圈内，以冰旅馆闻名于世。这个城市底下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被誉为世界最大地下矿场。由于几十年大规模的深度开采，矿区被严重侵蚀，城市出现缝隙，整个地区面临塌陷的危险。
早在二○○三年，瑞典国有LKAB矿业公司就向基律纳市政府通报了矿山的危机，提出：为了开采基律纳地表下的八十亿吨铁矿石，当地人民面临选择：是搬走城市呢，还是关闭铁矿？二○○四年，基律纳市政府向当地人民发布有关城市危机的新闻稿。二○○七年，市议会投票决定小城的命运。由于没有达成共识，左派党和中间党投了弃权票，该决议被推迟。
二○○八年，中间党人塞尔伯格征集了签名请愿书，对城市的未来发展进行全民投票。同年，国有矿业LKAB公司的董事会公布，城市转型的成本估计为一百二十五亿瑞典克朗，该公司将全部承担这个开支。二○○九年，市政府修订综合计划，决定新城区将建在基律纳西北。二○一二年，市政厅举办建筑设计竞赛，获胜的建筑师开始设计城市的未来。二○一四年，市议会议长与LKAB公司总裁签订有关城市重建的赔偿合同，新基律纳市的建设开始快速启动。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基律纳的议会、媒体和民间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和评估，人民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情况、权衡利弊。他们聆听各方面专家的辩论和分析，对这座小城的历史、地理、文化、旅游、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利弊做出论证。各方力量在此展开了博弈和抗争。
最后，几乎所有的基律纳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城市不搬迁，铁矿被迫关闭，大多数基律纳人就会失业，城市也会衰败下去。当地人终于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决定：把城市迁移到新的更牢固的地方，准备拆掉面积达二十三万平方米的区域里的三千栋房子，迁走一万八千个居民。
“程序正义原则”里有一个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除了基律纳政府、议会、各党派和媒体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之外，负责迁移项目的瑞典White建筑事务所还安排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向当地居民咨询意见。
我们在媒体里听到基律纳人的各种意见，除了谈拆迁方案和补偿方案等重大问题之外，还有些是私人感情方面的枝节问题。例如，有当地人抱怨说，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出生的，拆掉那房子他会感到很失落。还有女人说她很伤心，因为那个将要拆掉的公园有一条长椅，是她年轻时谈恋爱的地方。
当地政府尽可能满足每个被拆迁人的正当要求，提供各种生活便利，甚至照顾基律纳人的感情需要，保留当地的一些古老建筑。例如，一座曾获选为“瑞典最美丽建筑”的木制教堂，将被一砖一瓦地卸下来，然后在新址上原样重装。按照计划，基律纳的新市政厅要到二○一六年才能入住，新城将在二○一七年开张，整个迁城计划可能要延续数十年才能完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