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太史公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
四十四年前(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杨应森就义后。在我的心头用血用泪刻下了一首诗:
蓉城狱西坠陨星,壮士飘然易水行;
图匕虽未断秦命,却震中原动国魂。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4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人都是爹妈生爹妈养的,要么回炉重造,要么保持原生态。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是1962年全国数万起“反革命”案中的一个大案,称为“惊天大案”,先后抓捕200余人,被杀的除杨应森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中共西南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红岩志士”周居正。
周居正在1945年读书时就参加中共,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在重庆发起领导“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抓捕囚于渣滓洞白公馆,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关一室。听重庆难友说,1949年9月,传来“新中国”即将成立消息,他撕下红色被面,与罗广斌一道飞针走线绣制出一面五星红旗(不知谁个“敢想敢干”的“作家”把此历史事实,移植到江竹筠身上)。
谁知新政伊始七年后,他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过七年后,他被罗织为“马盟”首犯,被杀于江津永胜茶厂。周的夫人曾昭英,几十年不曾干过眼泪,两个儿子“下放”农村,不堪凌辱,一个儿子用镰刀割喉而死,另一个儿子跳嘉陵江自尽身亡。留下无限辛酸,无限眼泪。
我和周居正在不同劳教中队改造,但一同关押在成都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监狱有三个监区,他关在三监区,我关在一监区。一次放风,大概是新来的狱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们监舍四个人赶到三监区的坝子里去放风。我只听说他关在这里,不知是哪个监舍,便引吭高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间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
歌声唤来了他回应,监舍一处铁窗的洞孔里弹出个纸团,纸团上写两个字;“保重”。再看,一张清瘦的脸颊上嵌着副眼镜,镜片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铁窗后面闪烁,像盏明亮的灯,没有声音,只有示意:勇敢点,顶住邪恶!……
“马盟”一案,两个共产党员被枪杀,另有三名“教民”判处死缓,四名判处无期,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多达二十余人。这三十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大部分是党员、团员,他们中的不少人,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几乎献上生命。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死于为对付自己人立起的“革命”的绞架上。此案至今未昭雪,仍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地狱中呻吟。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眹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拼命做坏事,拼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是触动,是启迪,我回到两年前曾探索过的题目:中国苦难何日才有尽头?但未得出答案。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岔断他的话,问道: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为这个,才起来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
对“马盟”这个组织到底有没有?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记得,1961年我外逃前,“415”劳教筑路支队在旺苍快活镇修筑“广旺”铁路(广元至旺苍),时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又重回“国际共运”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眹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应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眹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发表自己看法的右派分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和他匆忙见过一面言及此事。之后我因偷米事发,外逃西北,省公安厅视我为此案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1963年初在陕西被捕押回成都,经数十次审讯,无论诱、逼、胁,我只谈知道的亊,决不吐露一个难友。虽然审讯员指定这是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某某是主席,某某是书记,某某是部长,还说他们都已坦白交代了。我坚持回答:一概不知……
他淡淡一笑,然后说:“根本没有什么组织,只是大家在一起议论,探求真理,到底中国走苏联之路好,还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他毫不隐讳地说:“从报上发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道路,和平、理性,不杀同志,不整人民。铁托不像斯大林那样专横,更不像毛泽东那样暴戾,他总是关心爱护人民,尽可能多给老百姓一点点民主自由。”他接着说:“周居正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坚持新民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说的。尽管我们在暴力的残酷压迫下,但仍一致主张放弃暴力,反对武装起义,停止阶级斗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改官员的任命制为民众选举,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工厂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管理工厂,没有暴力推翻共产党的打算。”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亊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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