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0日，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的罗广斌曾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关押于渣滓洞，于1949年11月27日越狱成功。1967年2月5日，重庆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广斌从家中带走并关押至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6天之后，由于不堪忍受酷刑他跳楼自杀。
他在其著作《红岩》中所描写的恐怖至极的渣滓洞待了1年零2个月后成功逃脱。然而这一点，却成了他的“历史问题”。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
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富有家庭，1939年2月，随父母迁居到洪雅县城，就读于洪雅县中学。1940年，遇到了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
1944年，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接受“革命思想”。从追求个性解放转而投身于“革命事业”，于194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同为地下党的刘国定、冉益智相继被捕之后投诚国民党，并将罗广斌的身份和盘托出。于是，1948年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国民政府逮捕。
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被关押了10多天，1948年9月下旬，罗广斌先后被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于1949年11月27日越狱成功。《红岩》书中称，罗广斌成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
根据这些“亲身经历”，1962年，由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问世，小说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国民党监狱的黑暗”为主线，渣滓洞和白公馆被描述成人间地狱，许多共产党员被酷刑折磨，他在极为恐怖的监狱中坚持了400个日日夜夜。
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词，据维基百科介绍：现在没有证据显示中美合作所和军统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却有证据显示他们没有关系。而不少人之所以将中美合作所等同于白公馆及渣滓洞，主要是从《红岩》等文艺作品得来的印象。
文革跳楼身亡
罗广斌出狱之后，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广斌立刻表示支持。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党内高层肯定，各地纷纷效仿，但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却产生分歧。
1967年1月31日，矛盾爆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等。
罗广斌在派系斗争之中落马，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他；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广斌从家中绑架并抄家，并被关押至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让他交代1949年11月27日越狱的经过。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使罗广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2月10日，罗广斌由于无法忍受持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跳楼自杀。
据了解，10日上午8时半左右，罗广斌在三楼卫生间洗漱，一个姓张的同学(建院“8•18”红卫兵)在厕所外守候他。罗广斌把他的大衣、围巾、帽子，脱下来挂在厕所壁上，把钢笔、手表放在大衣袋里，然后爬上窗台。姓张的同学在门外守了约一两分钟，不见罗广斌出来，转身进门。一看，罗广斌已在窗台上弓身欲跳了。
据当时唯一的证人，看守者张姓学生讲，当时，他急忙喊了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喊了一句：“共产党万岁!”冲着三楼下的一块石阶跳下去，脑袋砸在石梯坎上，当即头破血流，脑浆四溅……
关押他的屋内，罗广斌留下一本《毛主席语录》下面压着一封写给当时被吹捧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信，上面大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此信迅速被前来验尸的公安局收缴。在文革资料中，有张罗广斌死后所摄照片。罗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面部有一矢状裂口，大约27.5cm(由颈部后缘至面部鼻尖)，残剩一只左眼，瞪得很大，其状十分惨烈。
“叛变”细节被制造出来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支持“一月夺权风暴”，罗广斌反对重庆“革联会”，成为弥天大罪。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广斌，他无法预测这些无法无天的“小闯将”如何处置他。当时，他多次向看守他的人发问：“你们不会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吧?工作组也最多把我划为三类干部当成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初期进驻各单位的工作组把人员划分为四类，三类为“有问题的”)
罗广斌被关押期间，242部队广播了《罗广斌该抓》的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绘声绘色披露了罗广斌是“叛徒”的细节，声调激昂的说：“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包庇下来的……罗广斌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挺而走险，孤注一掷，妄图伺机为四川和重庆的‘走资派’翻案!……”
这篇广播稿，对罗广斌打击太大。他深知动荡年头，是非难以说清。罗广斌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勉强写他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待，写写停停，一支烟接一支烟的抽，极端烦躁。他几次想向看管的红卫兵申诉、辩驳，但红卫兵不理他……他只好闷着头抽烟。
文革的罪恶祸源
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中共自己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据保守估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7百73万人。胡耀邦曾公开承认全国十分之一人口受到迫害和牵连，但民间相信一半左右受到伤害，文革也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据了解，文革期间，那些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以及部分知识青年都自认为在捍卫毛泽东的路线，阶级斗争的洗脑教育，使他们将与自己派别观点不同的人视为阶级敌人，他们由于愚忠伤及了大量无辜，很多迫害别人的人最终也成为了受害者，究其根源，独裁专制体制是酿成罪恶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