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网络图片)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国学大师钱穆。(网络图片)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校长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文化界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