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6月15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庖牺氏》排好了版，策划人说还缺一篇序。《燧人氏》的序是苗子先生写的，我想请先生再提携一把。先生没有回绝，却讲了个故事：“我花了好几年写《八大山人年谱》，两年前把手稿给汪世清先生过目。汪先生看后，写了四十页意见。不久，汪先生过世了。我无以回报，对汪夫人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事情真来了，出版社拿着汪先生生前收集的一千首石涛的诗找我写个序，一千首诗啊，要写出意见来。这序我至今没写成，夜里做梦都出冷汗。”我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得寸进尺了。早在写《燧人氏》时，郁风先生就诚恳建议：“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要说，应该趁这个机会把你要说的话对读者说出来。”那时懒了，后来果然有读者问为什么要写那些一万年前的石头。我从没写过序和跋，好在有颦可效，就学李敖先生的“我写《北京法源寺》”，写个“我写三皇五帝”，借此机会，一并交代书里书外。
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历史小说，前面有《燧人氏》，后面还有《有巢氏》、《娲皇羲皇》、《黄帝蚩尤》、《唐尧虞舜》、《治水鲧禹》，成为一个系列。其实《庖牺氏》去年年初就交了稿，只是依历史顺序，排在了《燧人氏》后面。整个系列的酝酿和写作都有年头儿了，不是现写现卖。
说起来话长，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冒昧给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先生写了封信，请他以社稷为重，检讨时下拿枪杆子运动群众的错误。毛先生很让我失望，把一个履行匹夫之责的公民当作阶级敌人关了起来，强迫作铁窗功课，学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毛先生不分“历史”和“文明史”，“几千年”也没个准数儿，误差在两千到九千之间，开口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我在毛先生的看守所一住就是十年，其间易地数次，阅人近百。一起关押的难友，全是清一色的“阶级敌人”。交谈比较之下，别人的案情都比我轻得多，他们获罪或为出身，或为历史，或为无意中说错话写错字，还有株连殃及的。就此小样本而言，冤狱百分之百，毛先生的阶级斗争无疑就是践踏人权。文革中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斗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确切统计，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文明史上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比的事件，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只有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日本侵华战争了。毛先生试图消灭的虽然不是异族，却是整整一个假想之敌——阶级敌人。
铁窗时间不计日月，年复一年，睁开眼背语录，闭上眼倒腾历史，倒腾到根儿上，明明白白了，毛先生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这些星星，隔着历史的光年，七千年、八千年、一万年之后，依然灿烂夺目，绝不因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这些名字都有内容，钻燧取火、种五谷养六畜、筑巢造屋，就是没有阶级斗争，他们闪烁的是那个时代先进技术的光辉。
十年以后，在远离京城的一孔黄土窑洞里，一位当地无产阶级专政人员，艰难地向我宣读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疙疙瘩瘩念错了许多字。所有罪状归结起来无非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外加死不认罪。我听得明白，已视死如归，只是遗憾死得太不值。听到最后，长长吐了一口气，不过无期徒刑尔！心里对毛先生说：“只要不死，有出去的一天，我会跟您讲这个理，把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历史争个明白。”
判刑后劳动改造了两年半，正当狱方以“拒不认罪、反抗改造”为名，向京城申请给我加刑时，半人半神的毛先生死了，天怒人怨把他生前的魅力撕得粉碎，他的司令部被摧毁了，一个个成了阶下囚。戏剧性的是，一个在看守所给我上过刑的专政人员，带着十年刑期也被发配到这座监狱，还和我住一间牢房，成了名副其实的同窗。一九七九年三月，当年判我无期徒刑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两位审判员，向我宣读了一份复审判决书，内容挺长，无非是被告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攻击了伟大领袖云云，不过“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容，变成了“反对四人帮”，以前加刑的凭证也变成了平反的依据。平反虽然留了尾巴，好在最后一句判词是：“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一晃十二年半，出狱后，我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毛先生死了，我那颗较真儿的童心仍未泯，补完最后的史学教育，我便着手收集史料，考察三皇五帝之源。《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了不写三皇本纪的理由：“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太史公不知的史料，所幸两千年后从地下发掘出来一部分。虽不足以著史，但可作为历史小说之本。小说虽属稗类，也应有所本，《庖牺氏》本的是甘肃大地湾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的坑、穴、灶、窖、墓、沟、房、窑址和近万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农作物标本黍。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是神话了的三皇，在希腊则有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尔、狩猎女神戴安娜。
关于三皇，各说不一，但所有版本中都有一位农业先驱，或叫神农，或叫庖牺，或叫伏羲。庖牺这个符号最生动，传递的信息最多，至少有猎、畜、陶、火。我就选择了庖牺作为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以这个氏族的名字作为书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形式是母系氏族，酋长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有领导生产能力的女人。庖牺这个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就是庖牺氏的女酋长。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自然发展出来，八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再现出来了。
人是脊椎动物里最弱的，单个儿的人缺乏营卫能力，牙齿不利，指甲不硬，奔跑速度不快，只有在群体里，才有生存希望。母系氏族是血缘和利益的群体，在与外族利益冲突中，难免产生打斗、杀戮，群体内部遇到需求与现实的差距，也难免导致人际冲突，甚至闹出命案来。模拟原始社会生活的故事情节发展，经常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打碎了以往接受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不过，无论氏族间的冲突还是氏族内的冲突，都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而是人性和利益使然。那时没有契约和暴力机构，维系社会和谐的是对神的敬畏和对酋长魅力的帖服。酋长权力来自个人过人的能力，给族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能力。小说里的庖牺就是这样的魅力权威，她靠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发明了提高族人生存能力的先进技术，教民制弓箭、结网罘、养六畜、种五谷，使庖牺氏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酋长犯了错误，给族人造成重大损失，她的魅力也就没了。小说写了庖牺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导致氏族死人过半，生者离开了庖牺，推举那个力阻错误行动的人当了新酋长。魅力权威依托人的能力，本事没了，权威也就不存在了。
酋长是氏族生产和生活的管理人，所谓管理，不过是生产和分配。分配比生产更重要，仅有的产品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导致打斗，分配权只能掌握在全族人信得过的人手里。庖牺的魅力给了她分配权，她的主要精力用在结一个一个作为分配记录的绳子疙瘩上，主持干活儿的却是几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向父系社会过渡已是早晚的事儿了。
写原始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不能回避先民先祖繁衍后代绵延种族这一面。再现新石器时代的生育习俗，靠流行的“群婚制”理论来虚构就麻烦了。我有幸在为稻梁谋的工作中考察过中国古代生育制度，也做过几年城市婚俗的田野调查，这点民俗学功夫派上了用场，写作中还参考了两次去山西发现的晋人一种古老的习俗。一次是文革前，去晋南参加四清运动，我有半年住在村民家里，日子长了，人家也不回避了，还告诉谁跟谁“过着”，整个村子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性关系图，一点不乱。这个结构是村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夫妻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性自由，子女也视父母的性伙伴为亲戚长辈。这种性关系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还是对过日子的支撑，遇事几个家庭互相帮助。第二次是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常代犯人写家信，收信人从雁北到晋南，遍及全省。这些信有给“爱人”的，也有给“朋友”的，往往一个人同时写两封。狱方视为正常，只要不谈案情，一律放行。这并不是某些通奸犯独有的婚外情，其他犯人，甚至某些监管人员也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很公开，两家孩子长得难以分辨，被人混淆了，就笑着解释“我是谁的，他是谁的。”我把这种习俗揉进云南纳西族的从舅居，作为小说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比“群婚制”更符合八千年前的民风。八千年前的人也是人，所谓群婚和乱伦，在动物界都罕见，何况人类。晋人的性习俗不是个案，中央关于全国的四清运动有指示，为了消除社员的顾虑，下车伊始先宣布：“谁跟谁睡觉的事，不在四不清之列。”中央有个四清样板，不在山西，领队是某夫人，开社员大会时居然传焦大的话：“要是清这个，你们就没一个干净人了。”
原始人受自然界威胁多多，寿命很短，出土的头骨，牙齿基本完好，高寿而死的，不过三四十岁。他们的生命健康主要靠巫来调治，《庖牺氏》里写了两代备受族人赞崇的巫，巫的造型取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除治病疗伤外，还以神鬼代言人的身份调理族人的心理。母系氏族里地位如此之高的巫，我想也应该是女人。书里的老巫婆还是氏族延续的钥匙——收生婆，最后为求雨贡献了生命；巫婆的接班人是庖牺的好友，她淡泊权力，施医舍药，也是氏族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庖牺晚年得了不治怪症，痛苦不堪。她的继承人尽一切努力，让她活下来，家人却不忍看着庖牺生不如死，庖牺本人也愿意尽早了结。在愿望冲突中，巫婆尊重庖牺的选择，给她吃了大量苦杏仁儿，算是最早的安乐死。
庖牺死后，她的继承人把她立成了神，族人有了膜拜和求告的偶像，后人也奉庖牺为神。传说中的神三皇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重大发明的酋长，我把她们写成了三位杰出的女人——燧人、庖牺和有巢。《庖牺氏》和整个“太古足音系列”都不是重写神话，而是重现活人的历史，力求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节都能在历史和生活中找到依据。我相信这些从洪荒中走来的先人，能在历史小说人物丛中得到他们的位置，不会被那些浓妆艳抹的后宫和阴阳怪气的太监淹没。
我写三皇五帝，缘起是跟毛泽东较真儿。这想法本身就幼稚，因为毛先生的道理太荒诞，换牙的孩子也知道牙齿的发展是新牙顶掉乳牙，而不是下牙把上牙顶回牙床子里去，毛先生却凭着妄想和幻觉，偏执地非要让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经历过那个荒诞时代的中国人早就不信这一套了，年轻人可能连阶级斗争是什么东东都不知道。文革中的领袖戎装像如今沦为火辣饭铺的店招，忠字舞跳上了夜总会的台面，阶级斗争成了一道风景菜。我与毛先生这段不得不说的故事，这会儿再不记录下来，怕是永远没有说它的机会和必要了。
郁风、苗子夫妇年逾九十，造诣纯精，社会应酬繁忙，仍屈尊为拙著画画儿题字。同窗之谊，无任感激，恳悃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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