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全在中共政权下成长的外语人才，从反右派到文革，却变成势不两立的反革命，他经历一党专制摧残，见证毛泽东独裁的血腥黑暗，至今还被监控。
戴传熹（1933-2014）是中共50年代少有的俄语人才。终于反右运动后成为异己。
采访：戴传熹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您五七年的经历。
戴传熹：我一九三三年出生，杭州市人。我的童年被日寇侵华所葬送。十四岁才开始读书，在杭州中文中学。当时我思想里埋下了两个仇恨：一个是侵华的日本鬼子，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党贪官污吏。因此四八年开始，接触到学校地下党，听到“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团结就是力量，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思想很快就赤化了。一九四九年九月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五○年，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干部学校。享受供给制待遇。当时学校全部是由俄罗斯人做老师的，所以我的俄语比较好，我提前毕业了，分配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复兴门外钓鱼台。任务是大量地翻译苏联的一些俄文资料，那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开始，我被一机部正式分配到“第七设计院”，为苏联专家日尔科夫斯基的工作、生活翻译，全职随身翻译，直到他回国。
一机部第七设计院的反右运动
采访：您怎样卷入整风反右的？
戴传熹：我的翻译任务完成得不错。领导因此让我脱产去学习德语，想继续培养我。就在这个时候，大约一九五六年，苏联召开二十大，出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紧跟着，毛泽东提出来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们设计院里大部分的中国专家都是一流的，都是有国外学历的。很多都是从美国、英国、德国回来的。包括钱学森等等，他们被分配在一机部，搞重工业嘛。我们设计院里主要是高压电器、电机、变压器等，集中不少专家。我记得有沈从荣（音）、李子白（音）。我仍然在苏联专家工作组。当时向苏联“一边倒”，因此是苏联专家说了算，中国专家都在苏联专家的领导下。他们刚回国来，是很慎重的，什么话都放在心里。而我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一心感谢共产党。所以整风的时候我很积极发言。都是在公开会议上讲的。我对“大鸣大放”中一些对共产党的意见产生了共鸣。
采访：是些什么问题呢？
戴传熹：第一件就是“党天下”。我很了解，我们这个设计院的大小事情党委说了算，院长也是要听党委书记的，唯命是从。大小部门的头头都是党员。所以我也认为我们设计院里是“党天下”第二个就是阶级斗争。我就说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的，是我感到压抑的来源。第三个就是“党性”。我认为提倡党性恰恰是要毁灭人性。宣传“共产党员是以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就是强调党性，任何事情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不考虑共性，也不考虑人性，只考虑阶级性。我在工作上有这个感觉，便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一个团员要去香港一趟帮舅舅处理产业，不准去。他说“共产党六亲不认”我同情他。还有一个例子，一次在天津，我们在上“小轿车”时，一个妇女向苏联专家乞讨。我顿时感到羞愧，但我们的保卫员魏华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那女的手拉开一甩，她几乎摔倒在地，她手抱一个孩子，另一个手牵个孩子。我当场就哭了，我受不了，我骂魏华春：“你这种做法是国民党，绝对不是共产党对待人民应该有的！”没想到他记在心上，向组织去汇报了。整风时还贴大字报，说戴传熹骂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
采访：还有什么问题？
戴传熹：还有，我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大鸣大放”当中呼声很高的意见。我很共鸣。比如说我们翻译工作组，领导也是党员，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他啥也不懂，他领导什么呢？所以我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隔靴搔痒”。即便是苏联专家，他仅仅是有“专业”，到我们这里变成一个“权威”了。日尔科夫斯基，我给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翻译，我最清楚他了。我们的专家只能听他的，不管他对还是错。比如说材料，有些东西必须用本国的东西，他非要引进国外的设备。当中国的专家有意见的时候，向党委汇报，中国专家就得检讨，动不动就扣帽子，不听苏联专家的？那就是反苏。很深地刺激了中国专家的自尊心。
我们党委里面有一个保卫科长，就是魏华春的顶头上司，是他贴出的大字报，说我骂共产党是国民党，说我反党，我就想回击他一下，说“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在设计院工作，99%的知识份子在设计院里面，要这么个外行干什么？”我把设计院大门口的邮箱拿进来，放在我们设计大楼的楼梯口，我在上面写明：像某某某，他在我们设计院里是没用的，他应该回到农村去，到生产大队去当个生产队长、当个党支部书记，在设计院里面是多余的。如果同意我意见，请投票——现在想起来，我那种做法太天真，甚至是狂妄，因为年轻。但我是真心的，不是反党，是帮助党。后来，又有一场闹剧，要我们帮助党兴起整风的高潮，我们开会动员，竟然说是反革命密谋！要在大会上“反戈一击”，我上台发言，又被轰下来，说我猖狂进攻。从此我就变成无法挽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文革中看透毛，和死刑犯同生死
采访：最后对你如何惩罚？
戴传熹：最后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是降职降薪，送锦州劳动改造，叫“辽宁省第七劳改支队”，改造。但我有工资的，五六年我的工资是七十六元，降职降薪以后只有三十六块，扣掉四十块。我在那里劳动改造。让我当组长。各地的都送来了，纯粹是知识份子。我在那里还是右派大组长，但是我从来不认罪，改造得一直不好。
七○年我的嘴更不老实，越改造我越反动。开始打成右派时，我还有点谴责自己。上面也跟我讲：“你犯了错误，虽然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我们还是了解你的，相信你好好改造马上就可以回来的。”但是后来在改造当中，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政策，我就发现了，他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他很虚伪，他除了压榨、欺诈以外就是忽悠，就是欺骗，所以我越来越看透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就感到过去受蒙蔽了。我深深感到，不是我变，我没有变。我不想参加这个党了，我也不想跟着他走。
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就已经到了看破的顶点，我的话恶也毒极了。例如我到新华书店，进去一看，全部都是毛泽东的书，大的、小的、精装本、粗印本，全是红的，没有别的书。我马上就说：“如果这样下去，将来鸡蛋是圆的还是方的，小孩子都不知道了。再这样下去，鱼在水里游、花之所以能开花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结果。”我从来没有喊过“毛泽东万岁”，我只张嘴巴，没有声音的，举手张嘴巴，但是我心里恨透他了。
采访：那么残酷的文革，你这样过得去吗？
戴传熹：是的，难过。我说绝不是“四人帮”，是“五人帮”。“四人帮”后面还有个人，没有这个人，这四个人不可能那么猖狂。我说恰恰是他自己，睡在旁边的就是江青。这几句话，再加上刘少奇、无法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这么打下去了。这三项说我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一贯站在右派立场，攻击社会主义，替刘少奇喊冤叫屈，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因为开过批斗刘少奇的会，我披麻带孝，穿了白衣裳，叫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实在受不了，一天分三组批斗我，连夜批斗，最后我承认“都是我说的”，因此判了十五年徒刑。
判徒刑的时候是七○年七一，在辽宁锦州火车站，我被押在解放牌汽车上，沿锦州市主要街道游斗，身上被绳子捆着，插上牌子，红笔打个叉，捆在车子上面，游斗了三个小时。到了终点站火车站，我跪在地上，宣判，死刑先判，无期徒刑的其次，最后是有期的，我在其中十五年。在批斗会上，我没戴眼镜，但是我看到左面的这个陌生人，他的名字刻在我心上永不会忘：马相冀。我看了他一眼，手镣脚铐——他是死刑。因为我从看守所里出来的时候知道了，戴着手铐、脚铐的是死刑，我没有戴手铐、脚铐，用麻绳捆着，是有期徒刑。我看到马相冀他的嘴巴边上、鼻子底下全是血，我也知道，那说明他是做过手术了，防止他喊口号。这是我难忘的亲身经历。
出来宣判的这天晚上，看守所的很多房间，关满了第二天要到法场火车站去宣判的囚徒。最后一个送来的已经九点钟了，就睡在我们旁边。我偷偷问他：“你哪里人？”他说：“我是锦西化工厂的，是无锡人。”我喂他吃了顿晚饭，不敢多讲话，喂饭是可以的。我吃完了以后，他被绑在那里，我喂他吃了顿饭。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问他：“你是什么事情？”他说：“我是死刑，肯定死刑。我拿毛泽东的语录擦屁股了，我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看他在动，我说：“我是不是帮你脱下裤子？你要不要解手？”他说：“算了，反正我明天死刑，我就拉在裤子里算了。”结果第二天我没看到他，他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也看不着。但是我看到了马相冀。死刑，马相冀就被拖走了。最后我宣判徒刑，然后再回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蹲了两三天，送锦州监狱。于是我从右派又变成反革命。
八0年无罪释放留着尾巴入社会
采访：您什么时候得到平反？戴传熹：在监狱里关了九年半，一机部党委派专人找到锦州劳动改造的场所，去找我这个人，要把改正书递给我。这个人是个女的，姓蔡，蔡文静（蔡静兰），她是我们七院党委的。一机部成立一个右派改正小组，每个设计院的党委里面都出一个人。她把改正书亲自送到监狱里面，送给我。判我无罪释放，但是留了个尾巴，就是说我向党进攻、替刘少奇喊冤叫屈、攻击伟大领袖等等，不够判刑，无罪释放。监狱干部问我：“你有意见没有？”我说：“我有意见。”他说：“那你是出去呢，还是继续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可以上诉，如果你出去，那么你戴着这个尾巴。”我就跟他讲：“我出去，这个地方不是旅馆，我尽量早一点出去。我出去以后，会继续上诉。”直到八○年给我平反，无罪释放，我戴着尾巴回到社会，还是受歧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了得？谁都不敢要我、不敢靠近我，还是把我看作异类，所以我继续上诉。
一九八二年，我已经在杭州了，锦州监狱再次到杭州，向我宣告说，那个尾巴“如初认定，确实不当”。我反问他：“你们说‘不当’就是说我攻击伟大领袖是可以的了？”他说：“那没有，我没那么说，我只是说帮你留的那个尾巴——有损于领袖形象的话是非常错误的，留这么一句话非常错误，实属不当，给你取销，没有说你是可以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从那以后，我才堂堂正正的，我是无罪无错。我的改正书，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都有证据，但是现在都无效。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有人对我还是歧视的，我的行动还是受监控的，我没有言论自由。谢谢你给我这么个机会。
来源:原载开放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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