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适对激进主义思潮下的革命进行了反思，对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大革命的态度与年青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1910年代留学美国时期，胡适对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推崇备至，在其日记中就曾有对法国大革命礼赞的话语。而对于1917年发生的俄国大革命，胡适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听到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之后，胡适在1917年3月的留学日记中写道：
俄国突起革命，苦战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逊于其弟密雪儿大公。大公亦谦让不敢当也。吾意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486页）
此后不久，胡适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俄国临时政府特赦政治犯的消息，在日记中写道：
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归者盖十万人云。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诺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同上，第507-508页）
当时，为了庆祝俄国大革命的胜利，胡适曾写了一首《沁园春·新俄万岁》的词，词中写道：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相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万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同上，第508页）
胡适虽然对俄国大革命大唱赞歌，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坚守着“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点滴改良观。回到国内的胡适，在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对于暴力激进的革命，并不赞同。在1922年6月的《这一周》中，胡适说：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胡适文存》第二集，第307页）
既渴盼革命带来民主与自由，又不赞同暴力激进的革命，由此可以看出，年青时，胡适对革命的暧昧态度。
1926年年底，胡适在前往英国的途中，参观了当时革命后的苏俄，当时，胡适对革命后苏俄的建设非常推崇，认为这是一个“大试验”。他对朋友说：
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第380页）
当时，胡适认为不应对这个“大试验”有成见，评价时甚至可以撇开革命时期的大灾，他说：
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总是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同上，第380页）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法、俄革命，胡适则更多地开始了反思，对法俄两国大革命的认识也愈加清晰。
1947年，在《眼前界文化的趋向》的演讲中，提到俄国大革命，胡适说：
俄国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的经济利益，还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胡适著，王玉编选《胡适的理想国》，第138页）
胡适认识到，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终会走向专制极权。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也很难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胡适显然已从当初对苏俄革命后的民主幻想中走了出来。
在1948年所做的《自由主义》的演讲中，胡适再次提到了暴力革命导致的最终后果，他说：
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止庵编选《胡适论社会》，第241-242页）
因此，胡适反对暴力革命和专制统治。他说：
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同上，第242页）
后来，胡适谈到法国大革命时，就尤其提到了革命过程中革命领袖是否具有容忍的风度。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社”十周年纪念会的餐叙上，胡适做了《容忍与自由》的演讲，他说：
在法国革命之初，大家主张自由；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都明定在人权宣言中。但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那时就起了一位罗伯斯比尔他争到政权以后，就完全用不容忍的态度对付反对他的人，尤其对许多旧日的皇族，他把他们送到断头台上处死。仅巴黎一地，上断头台的即有二千五百人之多，形成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这一班当年主张自由的人，一朝当权，就反过来摧残自由，把主张自由的人烧死了，杀死了。推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没有“容忍”。他认为我不会错；你的主张和我的不一样，当然是你错了。我才是代表真理的。你反对我便是反对真理，当然该死。这是不容忍。（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第3064页）
关于法国大革命，胡适还曾思考过：为什么美国革命之后能够迅速建立自己的民主宪政体制，而法国却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屡战屡败，不仅没能顺利建立起民主体制，反而逆流而上，还曾多次迎来君主专制的统治？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从社会环境与民主的关系入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1953年1月1日，《立监两院制宪国大代表欢迎会上讲词》中，胡适说道：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民主制度不容易在大战的环境中，或者在战争威胁的气氛中生长成功。民主政治需有一种保障，一种和平的保障，安全的保障，避免战争的保障，才能使这个民主政体慢慢长大，成为一个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期，最怕外患或者战争来摧毁这个制度。法国处在欧洲大陆，不容易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时时刻刻要顾到她四周的国家的侵略，随时有大战的危险。（《胡适言论集（乙编）——时事问题》，第49页）
从早年对法俄革命的赞颂，渴盼革命能带来民主、自由，历经这种幻想的破灭，到晚年对法俄革命的反思，胡适认识到暴力革命方式的危险，认识到容忍异己及有保障的社会环境对推行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这无疑显示了其自由主义理念日趋成熟。与此同时，这种通过对法俄革命的反思来反思激进主义思潮的理路，也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