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绚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令狐绚顿时大为踌躇，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
宣宗随后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桉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今陕西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这几个人杀了。”
李忱听完后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徵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受宠若惊，同时又大惑不解。宣宗说：“你知道为什麽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佛祠，看见醴泉(今陕西礼泉)县的一些父老正在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爽能够留任。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爽。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爽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外出游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当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倖，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盼笔画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宣宗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麽事、派什麽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人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徵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宝玉腰带惹的祸。
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週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是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但在表面上，还是对他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係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係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也是不允许的。
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被吐蕃佔据了将近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宦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其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完全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上天的安排。但不管怎麽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耠之，谓之‘小太宗’!”
君权神授，天命所归，人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宣宗李忱的故事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宣宗的励精图治，也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够在9世纪晚唐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