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绚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令狐绚顿时大为踌躇,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
宣宗随后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桉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今陕西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这几个人杀了。”
李忱听完后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徵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受宠若惊,同时又大惑不解。宣宗说:“你知道为什麽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佛祠,看见醴泉(今陕西礼泉)县的一些父老正在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爽能够留任。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爽。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爽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外出游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当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倖,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盼笔画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宣宗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麽事、派什麽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人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徵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宝玉腰带惹的祸。
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週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是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但在表面上,还是对他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係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係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也是不允许的。
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被吐蕃佔据了将近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宦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其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完全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上天的安排。但不管怎麽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耠之,谓之‘小太宗’!”
君权神授,天命所归,人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宣宗李忱的故事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宣宗的励精图治,也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够在9世纪晚唐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