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张栻会讲的情景
自从唐代初年产生，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在中国存在了1000多年。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曾无数次地看到古代学子们的书院生活，似乎和现世的学校生活差不多。事实果真如此吗？
古代学生进书院学习，要不要参加入学考试，要不要交学费？书院的老师是怎样教学的，都教哪些科目，而学生又是怎样安排一天的学习生活的？他们要不要月考年考，学得不好会不会被留级甚至开除呢？且让《发现周刊》告诉你一段真实的古代书院故事……
古代书院为何都安在深山老林里
书院在唐朝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例如年代最为久远的光石山书院，就建在条县(今属湖南)麒麟山中，附近有朱阳观与惠光寺。当时的潭州刺史苏师道，在他的《司空山记》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书院附近的地理环境：
“东南隅有秀峰十二耸翠卓立，其峰有画瓶、青牛、大莲花、小莲花、紫盖、瑞云、洞门、紫麟、远吟、隐真、回龙、白鹤，名称不一……北一里有惠光寺，前有洗药池，方广二十丈。其水亦入药池，岁旱不涸……”
比光石山书院稍晚的李宽中书院，则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寻真观里。这里风景优美，如诗如画。读书人和道观中的道人，坐以论道，互相熏陶。
不光书院选址很讲究，创建人对书院内的小环境也很在意，常常栽花种树，移竹运石，打扮书院。例如，唐朝著名的诗人贾岛，在《田将军书院》一诗中，这样描写田将军书院内的美景：“满庭花木半新载，石自平湖远岸来。笋迸邻家还长竹，地经山雨几层苔。”
唐人为书院选址的习惯一直沿袭了下来。宋代一些著名的书院，也都坐落山间。例如，岳麓书院建在岳麓山下，白鹿洞书院建在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建在嵩山的太室山脚，石鼓书院建在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其他如象山书院、武夷精舍、南岳书院，包括江宁的茅山书院，都选址在风景秀丽的山区。
书院选址，为何要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呢？这与书院兴起的初衷有很大关系。古代的书院，往往是在官学(公办学校)废坏时出现。兴办书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学者看来，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并日益腐败和衰落。因此，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另建书院，就是为了研究学问，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而在他们看来，一个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学问。比如，曾经执掌白鹿洞书院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就曾奉劝他的学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
桀骜不驯的“校长”连皇帝都奈何不了
理学大家朱熹所在的南宋，是书院管理体制形成并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理学家和书院结为一体，使书院承担起了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同一时期，书院的管理也借鉴官方的学校以及禅宗佛家的清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
与今天的大学相比，古代的书院在制度上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向记者做了详细的解释。
“书院的管理体系，有分工明确、便于操作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山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它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山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聘请老师时，或者重视学行，或者重视文凭——也就是科举出身，这样就能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准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
邓洪波教授所说的“山长”，其实就是书院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位高权重，是书院的核心人物。梁章钜在他的《退庵笔记》中就这样定义山长：“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山长的称号，充满了野性和对官府的反叛，这与早期书院倡导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它的由来，也要追溯到唐代。不过，真正固定下来，则是到了宋代。
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无一例外都拥有名震四方的山长。例如，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有个叫周式的山长，他的学术和品行都很好。宋真宗知道后，就派人接他进入皇宫，封他为国子监主簿，并想留他在京城侍驾。然而，周式却坚持要回到岳麓书院，真宗无奈之下放他南归。此后的岳麓书院，更是名声大振。
学生违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有了德高望重的山长和教师，书院不愁没有学生。因此，书院也设定了不低的入学门槛，也有入学笔试，而且招生数量有限。
“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在南宋乾道年间，就“定养士额二十人”，后来扩到三十人。岳麓书院名气出去以后，远道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等于是增加了10个旁听名额。
一旦进入书院学习，学生就要遵守书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明道书院为例，首先要求学生要穿“校服”，这个校服当然不是像现在一样统一订做，只是规定要穿颜色深的衣服。这样做的目的，是和一般的民众区别开来，让学生有士人的责任感和优越感。另外，书院还设专门针对学生的“请假簿”“讲簿”“德业簿”“食簿”“宿斋簿”。其中，讲簿记录山长讲学的情况，德业簿登记学生的功课情况，食簿是用来领取钱米，宿斋簿则用来领取灯油和木炭。明道书院还规定，学生请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谒祠、听讲、供课三者都需要登记，缺席三次就“罢职、住供”。这个住供，就是停止供给。古代的书院大都远离闹市，给学生的钱粮和伙食断供，这个惩罚可真是不小。
当然，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学业，古代书院中的学生会学些什么呢？邓洪波教授告诉记者：“就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学子每天的学习时间划分成起床后、早饭后、午后，晚上四段，每一段都有规定的学习任务。而且既有自学，也有讨论，还有老师解惑，还是很科学的。”
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书院还有考试制度，主要考查德行和学业两大方面。学业考试以南宋时期的延平书院为例，每个月有三次小考，考得好的，成绩一出来就有物质奖励，并且还会累积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升级，也与经济利益挂钩。
德行考试的考核标准一般因山长的习惯而定，例如，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提倡自觉自励，不做硬性规定；而普通的书院，则从更实用出发，对儒家伦常做了具体化的规定，例如，不尊敬师长、不孝敬父母，就可能受到被除名的惩罚；那种严重践踏院规、破坏伦常的，书院不仅会将其除名，还会报官立案，并永远不许再入书院。
毕业了没有就业文凭但仍有人当做“高考复读班”
中国古代的书院，并不能为学子提供一张就业文凭，充其量只有一张肄业证。但是学子们还是源源不断而来。他们之中，有人是拿书院当“高考复读班”，希望经过名师点拨，金榜题名。也有的人，是为了学问而来。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书院内，他们将极有可能亲眼目睹国家级的学术盛会。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雁平老师向记者介绍了书院史上几次有名的盛会，他强调：“在这些学术盛会上，大师与大师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在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书院历史上记载较早的一次学术盛会，发生在南宋乾道年间。当时，理学大师朱熹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于是他从福建崇安千里迢迢赶到了潭州(今长沙)，目的是为了向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另一位理学大师张栻讨教。在湖南期间，朱熹与张栻就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会讲的高峰期，曾经三昼夜不下讲坛。远近来听他们会讲的人不计其数，饮马池的水都被马喝干了。会讲期间，两位大师还写诗唱和，居然写出了149首诗。
潭州会讲之后，朱熹与东南的理学大师陆九渊等人，还在江西信州(今上饶)的鹅湖会讲。
南宋以后的明朝，书院的性质已经和最初产生时大为不同。公开的学术盛会不再，但是一些书院仍旧努力维持初衷，在倡导学术的同时，还添加了“市民学堂”的新功能，担当起教化平民的任务。例如，明朝时期，苏州常熟城内有虞山书院，定期向民众开放。不仅孝子、善人、山林隐士可以来听，平民百姓也能来听。
享受政府拨款后书院逐渐失去了光芒
从书院诞生之初，饱含理想主义热情的读书人，就希望把书院经营成一方净土。然而，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他们最终不得不让步了。实际上，从书院最为兴盛的南宋时期起，许多原先民办的书院，就逐渐被官方“收编”。这种收编，首先是从书院的经费着手。
书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经费。而书院经费的来源，多依赖于学田。书院兴起之初，私人筹措办院经费，主要也是靠私人的田产或别人捐赠的田产来供给。然而，仅仅靠捐赠，是不能满足书院需要的。因此，当官府开始给书院划拨田产时，书院没有理由不接受。
除了经济上的控制，南宋中后期以来，书院的实际负责人山长，也渐渐由朝廷吏部差授。在邓洪波教授与学者朱汉民合编的《长江流域的书院》一书中，作者对唐代以来的民办书院做了一个统计：唐代，82.98%；宋代，70.41%；元代，61.25%；明代，29.84%；清代，24.20%。在民办书院急剧缩减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书院归到官府手中。
在清代，书院的常年经费已经由官府一次性拨给。享受政府拨款的书院，花起钱来也大手大脚。例如，为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生员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考生如果科举得中，更有丰厚奖赏，数目可达五十两银子。不仅考中的生徒有奖，书院的老师也跟着有奖。
如此一来，虽然书院的办学经费不愁了，然而，书院不可避免地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尽管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书院在苦苦支撑，然而，书院没落的历史已经无可挽回。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与科举合为一体的书院，也一并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