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者，原为辅助之义，后引申为辅助国君，管理国家政事者称为相。在春秋时候，“相”一词已出现，但非为官职，只是代表居于辅助国家的地位。据《史记•秦本纪》载，至战国时，秦“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相”始为正职。
《荀子•王霸》曰：“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丞相是中国古代辅佐君主、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为百官之首，统领外朝官员。天下百官奏事，须经丞相，而重要政策亦须由丞相领衔奏请；对于郡国百官则有考课论赏及任免之权，并需收阅各地“上计”。换言之，丞相是朝廷上行政权力最大，助天子理政之最高负责人。《汉书•百官公卿表》尝简言其职掌为“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然则，何谓贤相？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曰，在相位之治世名臣者；或据《荀子•富国》云：“若天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或举明代焦竑《玉堂丛语•文学》语：“承上问而不蔽下臣之美，贤相之盛节也。”另又有《曾国藩家训》曰：“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中国数千年来，朝代更迭，贤相辈出，且看下文一一道来。
房玄龄 - 明达宽厚 敏行慎吉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名乔，山东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唐代初年名相，也是唐朝开国功臣。房玄龄自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他少年时代曾随父亲去京师，当时隋文帝当国，天下宁晏，一片繁荣景象，但弱冠之年的房玄龄已经对世事有精到的分析，他看出天下将乱的征兆，私下对父亲讲：“隋帝本无功德，只知诳惑百姓。而且他不为国家长久之计，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终会互相诛夷倾轧。现在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
十八岁时，房玄龄于本州举进士，获封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曾经见到房玄龄的举止言谈，对当时的尚书左丞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
由于父亲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龄一直伺奉左右，尽心料理药品与膳食，百余天“未尝解衣交睫”，为人极其孝顺。秦王李世民领兵过渭北，房玄龄谒于军门投靠。两人一见，便如平生旧识，马上任其为记室参军。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府中的谋臣猛将，心中都十分感念房玄龄推荐之恩。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
房玄龄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而且于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全，不用草稿。高祖李渊也对房玄龄深加叹赏，对侍臣讲：“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世民）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后来太子李建成斥逐秦王府官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斥于外任。“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密召二人化装成道士入阁秘计，最终赞画计成。贞观元年，官拜中书令。论功行赏，太宗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候君集五人功为一等，并进爵房玄龄为邢国公。
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不服，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说：“义兵初起，臣率兵先至。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反而功居一等，臣心不服。”唐太宗当廷驳斥道： “义旗初兴，人各有心。叔父您虽率兵前来，也是因为惧祸怕被诛连杀掉，而且从未亲自上阵打过仗。与窦建德交手，您全军陷没；后来刘黑闼起兵，您又望风败逃。如今论功行赏，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社稷，功比萧何，虽无汗马之劳，但能以大计居功一等。 叔父您国家至亲，朕并不吝惜封赏，但不能因私情滥于功臣同受奖励！”一席话，讲得这位常败皇叔惭愧退下。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 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提高了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秉持“审定法令，意在宽平”的思想，简化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
房玄龄任宰相十五年，女为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显贵至极。但房玄龄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城。贞观二十三年，房玄龄旧疾复发，唐太宗命太医疗治，每日以御膳供房玄龄食用。听说他病有好转，太宗就喜形于色；听见病情加重，太宗马上愁容顿现。当时唐太宗在玉华宫，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并用自己的担舆把房玄龄抬入御座前，两人相见，感怀流泪，哽咽不能言。
房玄龄虽然病情日重，但仍然抗表进谏，请求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罢军止伐高丽。他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东讨高丽不止，正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我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啊。”太宗见表，感动地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房玄龄临终之际，唐太宗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房玄龄卒年七十，诚为喜丧，太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昭，陪葬昭陵。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正如《旧唐书》赞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磬同音，唯房与杜。”因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史称“房谋杜断”。
杜如晦 - 机敏干练 善断名相
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开创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之一，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被认为是贞观初年的名相之一。
杜如晦出身于世宦之家，自少聪悟，好谈文史，机敏果断。隋炀帝大业年间，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他机敏善应变，“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遂将他补为滏阳县（今河北磁县）尉。但杜如晦见隋朝政治腐败，又认为县尉之职卑微，因而弃官归家。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底，李渊父子率军队攻克长安，次年建立唐朝。秦王李世民闻知杜如晦足智多谋，便召进府中任兵曹参军。唐政权初建，需要向各地选派官员。时秦王府聚集了许多有才能的幕僚，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恐怕秦王府内英才云集，日后于己不利，就以朝廷名义把许多李世民的手下文武从秦王府中调去外地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听到此说，立即上奏唐高祖，要求将杜如晦留任秦王府。从此后，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左右，参赞机戎，成为李世民智囊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随军参赞，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为之参谋帷幄，决胜于疆场。他遇事善断，处理公务迅速无误，是同僚中最为干练的人才，深为时人敬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月，李世民为了招贤纳士，研究文籍，设立了文学馆，置十八学士，并绘有十八学士画像。杜如晦与房玄龄并列名列榜首，他的画像下的赞词是：“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太子李建成对杜如晦非常忌惮，他对齐王李元吉说：“秦王府中可惮之人，惟杜如晦与房玄龄耳。”随即向李渊讲房、杜两个人的过失，把他们调离李世民的秦王府。当李世民下定决心要与李建成、李元吉进行最后决战时，便密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计议。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模样，随长孙无忌潜人秦王府。在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之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班亲军，发动了有名的“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成为皇太子，拜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
是年八月，李世民登基，杜如晦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封蔡国公，食邑1300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以本官检校侍中，改任吏部尚书，总监东官兵马事。贞观三年二月，杜如晦升任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同为左右丞相，兼管官吏选拔，共同辅佐唐太宗处理朝政。
唐太宗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作为他的左右手，凡军政大事，杜如晦皆参与议定，在协助唐太宗建立朝章制度、选用官吏、确立法制等各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并深以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为诫，重视以民为本，强调“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爱惜民力，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因此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政治清明，经济逐步繁荣，人民富裕安康，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和房玄龄合作成事，彼此配合默契，互敬互让，无半点狭隘的嫉妒之心。每次在太宗面前议事，房玄龄见杜如晦不在，定说：“如晦来了才能做决定。”等杜如晦来了，一一审读房玄龄的方案，选择其中最可行的，再由太宗责成决策。时论认为：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他们取长补短，合作无间，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谋臣，均为当时的名相。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初，杜如晦病重，太宗曾亲去其家探望。是年十二月，杜如晦因病而卒，时年仅46岁。太宗哭之甚恸，为他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又命虞世南为其撰碑文。诏赠开府仪同三司，加司空，改封莱国公。在杜如晦的每年忌日，太宗都派人到他家里慰问其夫人儿子，还一直保持其公府的官吏僚佐职位。“终始恩遇，未之有焉。”
后有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猷允协，以致升平。议者以比汉之萧、曹，信矣！”“若以往哲方之，房则管仲、子产，杜则鲍叔、罕虎矣。”
（作者：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