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伟大领袖”，就是在一个国家拥有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民众生活直至个人思维都严加控制，民众对其绝对服从、无限忠诚的领导者。
所谓苦难，无外乎人的权利被剥夺或丧失。
人的权利，大约可以包含在“伟大领袖”毛泽东曾承诺要在新中国实现的罗斯福“四大自由”里：
信仰的自由。人可以选择任何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信仰都不能剥夺别人的信仰自由。
表达的自由。信仰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等的权利，不能受到国家或他人的侵犯。
免于恐惧的自由。类似于生存权。就是国家不能让公民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包括人身和财产不受非法侵犯，不受无理搜查，不受有罪推定，不受侮辱诽谤，等等。
免于匮乏的自由。类似于发展权。涉及到劳动,迁徙，教育,经商,文化,休息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由。
那么，“伟大领袖”能不能保障人民享受这四大自由呢？
当然不能，而且恰恰相反，“伟大领袖”和“四大自由”可谓不共戴天，水火不容，要炼成“伟大领袖”，则必须不择手段，把这四大自由从人民手中剥夺净尽。
信仰自由首先不能留。对“伟大领袖”必须信仰，否则领袖何以伟大？必须信仰“伟大领袖”的理论、思想、主义，信仰“伟大领袖”的超凡智慧，“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伟大领袖”不是皇帝而远胜皇帝，皇帝是不要人们信仰的，皇帝治国要仰仗天道，依靠儒家等的理论，所以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没有按自己的思想、理论、主义来治国。所以皇帝不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必须让民众无限信仰。而信仰是排他性的，信仰“伟大领袖”，就不能再信别的神、仙、道。信仰基督，则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人人平等，“伟大领袖”也是人，也是罪人，凭什么掌握绝对权力？信仰佛教，则“伟大领袖”也是人，一副因缘而生的臭皮囊，有什么值得信仰？容许这些信仰的存在，则“伟大领袖”根本无法树立起来。所以人们从此只能信仰、膜拜、歌颂“伟大领袖”，“信仰自由”变成只能信仰“伟大领袖”的自由。
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却又不是神，他的权力就没有天授、神授的正当性，而扬言来自于人民和历史的选择，因此“伟大领袖”所能依靠的除了武力，就是他的永远正确了。但他既是来自父精母血的肉体凡胎，他吃的也是五谷杂粮、人间烟火，他也会牙齿发黑、口气恶臭，他也会打嗝放屁，也受病毒的感染，也会口角流涎，也会昏昏欲睡，无精打采，也有七情六欲，也难过美人关，美人恼了挠他一把也会留下血印，他怎么就能像神一样永远正确？他只能假装永远正确。他就必须开动所以的国家机器来颂扬他的伟大、光荣、正确，他的绝对权力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他万寿无疆，永远不需要放弃权力，所以，批评、监督、选举、示威、罢免从来不允许进入臣民的字典里。表达的自由变成了歌颂的自由。
人群中总有后脑有反骨的，敢于质疑“伟大领袖”的从来不乏其人。对这些人的任何质疑和批评，“伟大领袖”称为“猖狂进攻”，“反动”，必欲除之而后快。林昭、张志新、遇罗克、黄立众、李九莲、钟海源等人血淋淋的遭遇告诉我们什么叫“恐惧”。任何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一言不慎就可能遭遇灭顶，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连累家人、亲朋，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明哲保身，道路以目。什么人身权财产权，没什么无罪推定，什么法律保护，一旦成为阶级敌人，这些都成为你的罪状。“伟大领袖”必然靠恐怖来统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属于领袖本人。
“伟大领袖”的统治必然必然专制，必然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并细致入微，社会生活受到全盘的控制。他以国家的名义没收所有的土地、房屋、财产，建立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和户籍制度，没有任何人能游离于外，把管仲“利出一孔”发挥到了极致，职业工作不能自由选择，不能自由迁徙，所有的饭碗紧紧抓在国家手里，变“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不顺从者不得食”，凡是敢于质疑者，必被打入另册，吃饭、住宿都无处可寻，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为了凸显“伟大领袖”的恩德，必然让老百姓出于极端赤贫之中，有口饭吃就对“伟大领袖”感激流涕，如今日之朝鲜然。如果真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国民有自己的土地、房屋、财产，还“神圣不可侵犯”，岂不是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伟大领袖”还怎么随意差遣，随意奴役？“免于匮乏的自由”成为“伟大领袖”和维护领袖的特权阶层的禁脔。
民众的四大自由所概括的公民权利被剥夺净尽以成就“伟大领袖”，则必陷于奴隶的牢笼中，这是无疑的了。公民权利的丧失，就是苦难的开始。
现代政治的要义，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最关键在于限制最高权力，防止“伟大领袖”的出现。而“伟大领袖”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无限扩张领袖的权力，无限缩小民众的权利。可以说，领袖越伟大，民众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民众苦难越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