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反特片,特务一般都是女的。并且长得十分漂亮,穿的也不俗气,很是让人惊羡。特别是那些穿着美式军服的女特务,让不少看电影的少年们着迷。农村人喜欢开玩笑,爷爷辈的总是问孙子辈的孩子们:“长大了把北沟的哑巴找来给你当老婆,行不?”
孙子辈的回答:“不,我要那个女特务。”
一般来说,特务对于农村,是很遥远的事情,反特片就有很少有农村反特的。农村的孩子们,都认为特务们在上海和广州,因为反特片里反映的特务,都在上海和广州当特务,不但农村没有,就连北京也没有。农村孩子们,往往把上海和广州当做是特务的基地,从上海和广州回到农村的人,孩子们都用看待特务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村子里有个在广州工作的人,回到村子里,就有孩子们问:“见过特务没有?”
那个人说:“没有。”
孩子们就有些不相信地问:“电影里都说广州有女特务,你在广州能看不见?”
那个人笑笑算是回答。
但是到了文革中间,农村就结束了没有特务的时代。地富反坏右都被斗争了一个遍,再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很想找一个其它类型的人斗争斗争,改改口味。但是农村除了地富反坏右还是地富反坏右,很难找到其它类型的人拉来斗争一次。有一天,人们干活的时候,捡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从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农村人很奇怪,台湾那么远,这些传单是咋飘过来的?很是纳闷。后来民兵排长到公社开会,公社说那些传单是台湾放过来的气球撒的,在联系潜伏的特务。其实捡到传单的人说,传单上印的是台湾的房子和台湾的公路之类的东西。
有了传单,就有了特务。
我见到第一个特务是邻村一个在东北修过铁路的人,查来查去,就把他当成了特务给抓了出来。原因是他家有一个镜框,里面摆着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扎在裤腰里。他的一支胳膊掐着腰,很是神气。那个时候,农村是没有人把上衣扎进裤腰里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勒皮带,一般都是裤腰带,把上衣扎进裤腰里,就露出了裤腰带,很不好看。还有那个时候,上衣都是自己母亲缝的中式布扣对襟上衣,扎进裤腰也十分难看。照片上,他掐腰的胳膊上,还搭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背景也很辽阔。农村没有特务的时候,人们问他:“照片在哪儿照的?”
他说:“在东北。”
人们问:“东北哪儿?”
他说:“往我身后坐火车,一天就到苏联了。”
抓特务的时候,人们一回忆就想起来他身后的苏联,就把他当成了苏联的特务。开斗争会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特务。”
斗争他的人说:“你到过苏联,还不是特务?”
他说:“我没有到过苏联。”
斗争他的人说:“你说过坐火车一天就到了苏联。”
他说:“我说是坐火车到苏联需要一天时间。”
斗争他的人说:“你连时间都算好了,是不是想往苏联跑?”
他说:“那是火车时刻表上说的。”
无论他怎样辩解,还是坚定地把他当成了特务,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游斗。斗争地主富农的时候,无外乎就是多交了几十斤麦子和少交了几十斤麦子,听起来很没有意思。斗争特务,能把苏联和苏修联系起来,有意思多了。那个时候,坐过火车的人也不多,斗争的时候,让特务交代怎样修铁路,火车怎样开过来,让人也算是开了一点眼界。
修铁路的特务斗争了一段时间,又抓住了几个新的台湾特务。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几个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们拿着大口袋,五毛钱一斤收购厕所里经过长年积淀起来的黄白色尿硝。他们说是福建一家炮场的,收购的尿硝用来制造鞭炮。农村生活苦,一年到头就靠一缸酸菜佐饭。早上酸菜放点盐,上午锅里丢点酸菜放点盐,晚上依然是酸菜放点盐。福建人吃不惯酸菜,也吃不惯农村的红薯糊汤,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问:“你们一年到头就吃这个?”
都说:“是的。”
那个年轻人两只手放在一起,做出一个鱼在水里游的样子说:“要是我们常年吃这个,就上那边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湾或是东南亚其他国家。
他们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务,在村子里游斗。和修铁路的特务一样,他们也戴上了广播筒糊的高尖帽子,敲着锣在村子里的碾盘上说:“我们是台湾的特务,收购尿硝不是制造鞭炮的,是制造炮弹的。”年纪大的那个是负责的,说:“我们真不是特务。我们住在海边,曾有人偷渡,但是我们没有偷渡,我们不是特务。我们的炮场是县里的炮场,有电话,不信你们打电话问问。”
民兵排长说:“问,也要斗争几天再问。”
文革期间,广播筒除了能够拿在手里对着嘴广播,另一个用途就是制做斗争人的高尖帽子。广播筒是铁做的,戴在头上硌的头皮很疼。这几个福建人戴着广播筒高尖帽子被当做特务被斗争了三天,挨着耳朵的地方,被广播筒磨出了血迹。民兵排长才到大队给福建那家炮场打了电话,证明他们四个不是特务。但是民兵排长说:“他们四个虽然不是特务,但是有人想往台湾跑,也算是特务,斗争他们是正确的。”
特务一旦在村庄出现,就慢慢多了起来,人们脑子里关于特务这根弦也就跟着绷紧了。村庄北边有座高山叫马头寨,曾因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战场而著名,在中国军队的历史里有记载,在日军的战史里也有记载。马头寨上残留的弹壳和没有打过的子弹,在文革时期,还能找到很多。马头寨上有口水井,井口盖着一个很大的碾盘,据说里边丢了很多子弹和枪支。有天夜里,马头寨上空出现了一个耀眼的光团,从寨墙后边的天空飞过来,滑出一道闪光,最后在寨墙上消失。
有人说:“这是特务的信号弹。”
也有人说:“是特务们联络后,想到马头寨上起出水井里的机枪。”
还有人说:“肯定是日本特务。”
因此民兵们连夜集合到马头寨上找特务,一直找到天亮才回来,也没有找到特务的影子。大家都很疑惑,有信号弹,咋能没有特务呢?
第二天早上去上学,毕业于师专地理系的老师刘道太说:“昨天晚上,你们看到大流星没有?”
我们都说:“没有。”
刘道太说:“从马头寨上空飞过,滑出很长的尾巴。”
我们都说:“刘老师,那是日本特务的信号弹。”
刘道太说:“是流星。”
放学回去,孩子们都说:“你们昨天夜里看见的,不是信号弹,是流星。”
民兵排长问:“谁说的?”
孩子们说;“刘老师。”
民兵排长说:“他是民团司令刘顾三的侄子,他胡说,他企图瓦解我们民兵的斗志。”
特务多起来的日子,我们小学生也抓住过一个特务。
毛泽东五七指示说:“学校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学校,就开始不但学文,也学农学工学军。学文的课本很简单,学农也好学,就是到工地上干活,没有工厂,农村的孩子学工很难。学军也不算难,学校号召孩子们都回去做木头枪和木头手榴弹。我虽然是个小学生,就用一种叫做野合拐的木头做了五颗手榴弹,挂在裤腰带上。还做了一个冲锋枪,绑了一个红带子,挂在肩上。
有了枪和手榴弹,学校就开始在夜里拉练。吃过晚饭,三年级以上到带帽初中都到学校集合。每个人都带着手榴弹和步枪机枪冲锋枪,当然是木头做的。排着队踏着夜色,出去拉练。走到半夜,大家都想瞌睡。忽然带帽初中的同学从前边拐回来报告校长:“我们抓住了一个特务。”
校长也十分兴奋地说:“在哪儿?”
几个带帽初中的学生押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说:“特务在这儿。”
中年人说:“我不是特务。”
带帽初中的几个学生们说:“他抵赖,他的包里装着几把刀子。”
中年人说:“我不是特务。”
校长问:“你不是特务,装刀子干啥哩?”
中年人说:“我是个删匠。”
农村把阉猪娃的人,叫删匠。删匠的刀子很短,很锋利,在猪娃肚子下隔开一个小口子,把猪娃的睾丸摘去,在刀口上抹一些灰尘,就算是消炎药,过几天,猪娃的刀口就长住了。
学长拿出打火机打着,看了看中年人删猪娃的刀子说:“真是个删匠,不是个特务。”
70年的一天夜晚,我和一个同学在稻场的石磙上坐着说:“当个知识青年多美气,过几天还能回县城里看看。”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一般是不上县城的,因此很羡慕知识青年,逢年过节都回到县城里去。
忽然同学说:“你们屋里有特务。”
我说:“你胡说。”
同学说:“你看你们屋里有绿色的火团,一闪一闪,不是在发报吧。”
我扭过身子朝我们的屋子里看去,真是有绿色的火苗一样的东西,大概一秒钟闪一次。
我也以为我们屋里进了特务,就和同学朝我们屋里跑去。
没有特务,是我伯坐在屋子里,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在打火。随着指头扣动打火机,手指尖就闪出绿色的火苗。
那个时候,打火机用的是火石。靠火石闪现出来的火星,点着汽油。伯会吸烟,就有一个汽油打火机。
伯坐在屋子里,骂起来:“XXXX,又没有汽油了。”
我们才知道,打火机里没有汽油,伯就拿着打火机打来打去,试图点着火来吸烟。我们就以为是电影上特务的发报机,一闪一闪的发报呢。
伯说:“去你五姥那儿借个火回来。”
我就拿着一把麦秸,到正在做晚饭的五姥那儿加了一个火炭,放在麦秸里,回到家里一吹,麦秸着了,伯点着烟袋泡池泡池吸起了旱烟。
对于文革期间乡村的特务记忆,现在看起来很可笑,却是十分真实的生活。就如同现在,在网络上,某些知识界的人,喜欢随意给某某弄个汉奸的帽子一样。
其实这种随意定汉奸,是文革期间抓特务的遗风在知识界的残留。想想也很好笑。